我在天地间

曹洁

完小毕业后再读书无望，我便与同学卢玲去县花古戏剧团考试，想去学花古戏。由于一些原因而未果。实际我个人的想法是想多读些书。我对文学有种特殊的爱好，诗词歌赋我都喜欢。可是妈妈没有文化细胞，她也不理解，也根本不支持女儿我的想法，只晓得要劳动赚钱，得来的辛苦钱又毫无保留地花得一无所有。父亲在家中与母亲没有共同语言，更没有共同喜好。父亲也的确有些好逸恶劳，惹得母亲时常吵闹不休。这样一来二去，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少之又少，我几乎很少见到父亲，成天就是在母亲的威严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只有走出去了，我才会感到轻松愉快。我在自己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母亲为什么那样讨厌我，总将我当作发泄对象。在熟悉我们一家的外人眼里，都说我乖，又聪明，单单就是母亲不喜欢我，骂我的那些脏话也不堪入耳。其实我自觉是个听话的孩子。在大跃进年代没饭吃，我就吃糠粑粑和野菜，剩下一点少得可怜的粮食给父母吃，连我们乡下来的堂兄都吃不进糠粑粑（是一种稻谷加工成米之前的外壳）,而我吃得很香很香。那年月连一点油腥味都没有的，这种糠做成的粑粑吃得进去，可就难于拉出来的，不是饿急了谁会吃那种东西呢。这个时候母亲到底说出了肺腑之言：“洁儿什么都能吃，连乡下来的侄儿都不吃的糠粑粑，她也不嫌弃，大口大口地吃了，唉。” 说真的，我干活不怕重，吃苦不怕累，咽糠不嫌粗，就怕父母对我的打骂虐待。我发誓要换一个环境生活。

进工厂之事。

我随着南县招走的大姐姐们一块儿坐船去津市的工厂。船在水上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到达了津市的码头，在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早饭后又乘车去了建在窑坡渡的厂子。实际上那儿只是一片荒地，有几间像仓库一样大的空房子在那儿。我们从各个地区招来的青工有大好几百号人，全都是女生，就让我们全部集中在一个大房子内，开地辅，一个挨一个地挤着睡，就像现在外出打工妹那样挤着睡在一间房子里，但那时的我们比现在苦多了，根本没有床位的。但就如此条件，我也感到轻松愉快，终究离开了我那可怕的家，融入到众姐妹中来了。我虽然是个独生女，但我性格不孤独，生性开朗活泼，好动，也很爱笑。来到厂里后我和姐妹们关系相处甚好。搞什么宣传活动、公益劳动，我都会积极主动地加入。

尽管那年月也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注：1958年，14岁），吃不饱饭，四处都是劳动的号子，我们厂也正是大兴土木搞基建的时候建的。我们厂99%是女工，我们同样挑红砖、运黄沙。搞劳动我总是跑在最前面，上面给我们的劳动指标，我总是第一个完成。无论春夏秋冬，我都是赤脚上阵。有的时候，尤其是冬季在冰天雪地里搞劳动，我也是光脚丫子跑来跑去，好多姐妹同情我，都以为我是个没妈的孩子，有的给袜子，有的给鞋子，我也确实没有多余的鞋子穿，布鞋总不能穿着到雪地里踩来踩去的，得省着点啊。

我们那时进工厂学徒要学三年，第一年除了公家给饭吃，每月零花钱1.2元，第二年每月1.5元，第三年每月1.8元。每年还发一张有二、三十元价值的购物券，让我们去指定的商店买自己所需物。当时我买物件首选就是一双雨鞋，下雨或下雪天我就不用光脚丫子上阵了。那些本市人条件比我们好，休息日他们都可以回家，而我们从外地来的青工就没地方可去了。不知怎么，我自从进厂以后也还有思乡之情，也念记着父母亲。我们每年也有几天的探家日，那时间我也会步行160里地回去看看父母亲。我舍不得花钱乘船，从津市到南县要走一天半才能到。记得第一次回家，是从堤上走的，看见对面修堤民工点的火把，听见他们的号子声，我走着走着，回头一望，不知从哪儿走近来一个男人，我吓得再也不敢回头，尽自己最大能量急步向前走。我害怕后面来的人会对我怎么样，我急行到前面人多的地方，一块石头才落地，脚下的步子也放缓慢了，为了省钱，我走到汽车站里坐了一夜，买了点小吃填了填肚子，还得从安乡出发，完成那60里去南县的里程。第一天走了100里路，第二天的行程差不多少了一半，所以走也慢了，不紧不慢地走着，欣赏着大好的田园风光。回家我只背了些书，还是一个网袋子装的，所以别人都能看见的，一看就以为我是个学生，一路上那些食不果腹的农民们瞅着我也不会起歹心。那年月听说乡下饿死好多人，一个人出门是很危险的。反正我自以为是地大摇大摆地走过了全部路程，喜好没事，如果万一有事我也自认倒霉了。

到了家后，父母自然也是第一次分离后的团聚有所喜悦。我将自己每月发下的零花钱存了几元钱全交给了母亲，母亲也欣然接收了。我也为自己独立之后的自由而感到欣慰。

我们进厂后不但要搞本厂的基建，还要到乡下去参加支农活动。搞任何劳动我是第一个报名积极参与。记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初春，我们十来个人被派到津市的一个农村，大约有好几十里路远，那儿是靠近山区的一个乡村。分下去后，我们每个人找一个农家吃住，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锻炼。每年的双抢时节，城里企事业机关单位都要派人去搞支援的，还得与农民伯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就是当时的口号。我也找了一个姓樊的农民家住下，他们夫妇已是近“知命”之年的人了，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参军在武汉已一年有余，跟前只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儿。我到他们家后彼此相处甚为融洽，我也亲切地叫他们干爹干妈，他们对我关怀有加。我每天干完农活归来，他们总会有香喷喷的稀饭给我备好了等着我来吃，干爹还经常到田里抓点小鱼小虾回来炒了让我吃。比起我亲生父母待我强多了，我好感激他们，让我尝到了人间真情，我希望在那儿久住下来，哪怕是离城市很远的山村。这种朴实的真情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可恨当时我太不懂事，没有记下他们的地址，否则我们怎么会音讯全无，到如今我只能回忆、怀念！

我在工厂表现是很突出的，每次搞劳动竞赛我都拿到了奖状。一九五九年厂房建好之后，我被分配到了缫丝车间，每天8小时上班时间，中间只有吃饭时间算休息时，其余8小时硬是站立在机器旁操作，什么学徒工，完全是自己跟自己学，那种操作很简单的，记得那年我还得了个质量一等奖呢。

那年月当工人是很苦的，尤其是我们这些缫丝工人，一双手8小时在茧水里泡着，要不了几天就指间烂了皮，下班后连洗衣服都疼痛难忍。大家都这样，跟领导讲了也解决不了，如果是现在，工人们肯定造反了。有的青工就找关系调离此车间，可我不想找，我也没关系可找，只好硬着头皮干，看手会烂到什么程度。

我那时的主要问题是吃不饱肚子。工厂给我计划口粮有28斤，可就是少了，因为我们尽干体力活，28斤的指标粮经过食堂的克扣，给我们吃的就没有那么多了。那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拿着餐票去买饭，而是让我们八个人一桌的吃桌席，有三、四样菜，但根本没有油水，看着食堂里的人个个吃得白胖白胖的，肯定是吃工人的了。我每次到快下工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往食堂里跑，先吃第一桌，然后又吃最后一桌。但这样的事不能经常干，次数多了被人发现就糟了。可能食堂的人察觉了这种事情，但不晓得谁干的，只好改变，不吃桌席，干脆来个收餐票买饭吃。这样一来，我一个月的餐票最多只能20多天，每月都要差那么几日没饭吃。再一些比我年纪大些的本市青工，每月都给我几斤餐票来弥补。不知怎么搞的，我就是感到肚子饿。我们有几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工就商量着晚上等人们熟睡时去偷厂里腌的萝卜来吃。几个人像侦察员似的一个人寻一个地方，专派一人去偷，偷来的萝卜大家分着吃。当然这几个人是我们同一个寝室的人（厂房修好后寝室也修好了，8个人四张床，上下两张床的那种）。那夜我们偷吃的那种酱萝卜，吃不完丢在了窗外面，第二天被人发现了，我们还挨了批，以后再不敢了。有空时就几个人到厂后面的山上去找野果来吃，没找着，只看见红薯地挖了红薯剩下的根，我们便又去挖红薯根来吃，反正是只要能吃又能填饱肚子的都会找来吃，现代人是想象不到的那种难耐的饥饿感。

逢年过节时，就是我们这几个饿死鬼的好日子到了。会餐时好菜多多，8个人一桌，我最爱吃的是扣肉（一般一碗扣肉净肉至少有8两），见到别桌没吃的扣肉，我一次可以吃三桌的扣肉，那些不能吃的人见了真见怪，说我太能吃了。不光吃肥肉竺，吃那种八宝饭我也算得是首位，一次可吃一斤八宝饭，不过一条，那年月我不但能吃，也非常能干，劳力可比得上男士。

我进厂后的年月，正好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面红旗。那时我们在厂里还跳集体舞，什么“忠”字舞哪，也就是林彪搞的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业余时间，厂工会就组织我们跳舞、唱歌。我记得有一首歌是：“唱起来，跳起来，工作完了多愉快，大家来呀，唱呀，跳呀，跳呀么跳起来”。第二首是：“来，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歌、跳舞，大家都愉快，唱呀么唱起来，跳呀么跳起来……”我觉得那种生活也是蛮有味的（注：湖南话，有趣的）。

除了上班以外，我最喜欢的是看书。时常想我如果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我肯定会读好多好多书，我不是一个蠢才，只是上学太少了，总梦想着再去上学读书。平时我有钱了就喜欢买书来看。有时就和厂友们逛街，或照相，或看电影，但这些都改变不了我想读书的愿望。

厂里传言可能要派要去浙江杭州丝绸厂学习，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去就好了，不久传言成了真实，然而却没有我的名字，派去的人尽是些年岁比我大的青工们，去的人终究很少，我也不觉得委屈，也就作罢。

当时我们厂有一个锅炉工，长得胖乎乎的，是长沙人，他托人向我求婚，我才十五岁年纪，很小的啊，这怎么可能 呢，我根本连这类事懂也不懂的，只觉得好玩，一笑了之。可是那个小伙却很认真，多次想接近我，我说不可能的，以后见了面也不理睬他。后来吃说他为此生了场大病，真让人哭笑不得。

去杭州丝绸厂学习的人中有的半路回来了，有位厂友给我一份精致丝手帕，我说这是谁送的，她说是小张送的，我想了想，这个张XX是个不多言的好小伙子，年岁足有二、三十岁了吧，看上去很老的，他怎么会给我送礼物呢？！以后有人告诉我，小张是想向我求爱，我说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从此我再也没有理会他了，任其象石头那样沉入水底吧。

我满脑子里装的是想读书，干什么都觉得没滋味。同事们买来蚕蛹吃，说好香好香的，我见了就害怕。我们厂里吃的酱油也是这种蚕蛹子熬的，酱油是挺香的，按现在的说法，那才真叫绿色食品哩。有些蚕茧子不能缫丝就用来加成丝棉，我们就弄这种丝棉作鞋垫，那真叫好，那个时期的人们好单纯，除了弄点丝绵作鞋垫外，再也不会有人大量地弄回家去的。

转眼到了一九六零年，我们进厂已有两年了，再过一年就出师拿工资了。那年月由于我年纪小，对政府的事我根本不关心，也不晓得搞了些什么政治活动。厂里开会时分组讨论要每个人都发言，我怕得要死，不知怎么讲才好，每次开会我总是拖到最后，让别人先发言，到最后时间不够了要散会，我没发言也就过去了，反正他们都把我当小孩子对待，我也只是笑笑而已。

六零年下半年厂里有两个名额保送到长沙读中专，我闻风便去找头头们，极力展示自己求学的愿望，我说自己年龄本来就小，又好学，请领导们开恩，领导们同意研究。不几天，我梦寐以求的读书机会终于来到了，我和袁玉珍两人去长沙的“湖南省轻工业学校”读书，她比我要大几岁，是津市本地人。她到底大些，比我懂事些，跟我在一起时连个笑脸都没有，她把我当乡下人对待，凶巴巴的样子，我内心说：“你是津市人又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我一样做工、读书，我们既是同事又是同学，摆个啥？！” 表面上还得应付她，打哈哈。

那个时候交通唯有乘船，很少有汽车到长沙，是坐轮船到的长沙。我们的学校在长沙南门口的扫把塘。报到后我们被领到寝室休息，熟悉一下学校的环境，教室、食堂分别在何处都弄清楚了。休息了一天后学校又让我们分班，我和袁分开了，她分在什么班现在不记得了，而我被分到了化工班。第三天就开始了上课。教我们化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戴付眼镜，讲话很好听，我虽然没上过初中，但她讲的化学课我很喜欢听，也很容易听懂，什么水分子、铁原子等等的元素符号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再也没有象儿时上学那样打瞌睡，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听和记笔记。下课了，看看我周围的同学也很有意思，年纪大的将近40岁，我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坐在我后面的男生，看上去憨憨的，年岁足有三十几了。那也难怪，我们这些学友全都是从湖南各个地区选送来的先进人物，有劳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代表、积极分子，我属后者，所以我们的年龄差距就拉大了也不足为怪。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学习，而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团结 、友爱、互帮互助，关系十分融洽，尤其是象我这样的孤女更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我睡着了做梦都在笑，同学们都喜欢我活泼开朗的性格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一年正好我满十六岁。

我们连续上了一个月的课。中专的数学也很吸引我，什么勾三股四的勾股定律我几十年都没有忘掉，那真叫学进去了。学习正在劲头上，学校又宣佈说我们班的文化程度不一致，要统一达到初中水平才好上课，要我们这些没有上过初中的人自学，三个月后再考试，通过了才能再上中专，有初中水平的学友们放假休息。

当时我也接了两个女同学作好朋友，一个是长沙针织厂的付厂长，共产党员。她长得矮小精灵，也很漂亮，讲得一口好听的长沙话。另一个玩得来的女同学比我大两岁，叫亚琴，是共青团员，她是禮陵陶瓷厂保送来的。她们两个都已婚，那位付厂长还有小孩了。亚琴比我大两岁，俨然是个大姐姐样，她们的家庭出身都是贫下中农，是红色家庭，符合当时的革命要求。

对我照顾得像亲人似的要属亚琴姐。那个时候我们读书人的口粮每月只有24斤，象我这样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人来说，根本不够吃。每餐端四两饭就是吃不饱。当时在食堂工作的人就是克扣人们的粮食，四两一钵的饭只有二两给我们吃。我年轻时身体好，就是要吃饱了才有充足的精力应付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当时我体育方面也是很棒的，什么短跑和跳远都取得过二、三名的。

每逢休息日，亚琴姐晓得我是学徒工保送来读书的，没钱用，她就带我去饭馆吃些东西，有的时候还带我到她丈夫的弟弟所在的长沙冻肉厂去吃肉，那个叫过瘾。你们现代人不晓得六十年代的一些真实情况吧，我和亚琴姐去餐馆买面条或是包子什么的，吃的人多得很，要等别人吃完了抢桌椅，如果抢到了桌椅，吃的东西端上桌后，我们得用手把紧碗，或是将馒头拿在手里，否则会被站在后面的叫花子抢了去，你会找人影都找不着。那年月吃不饱，有的人见了吃的就会抢的，搞得真紧张。

亚琴姐是初中毕业生，她不但成绩好，还写得一手好字，我很喜欢她。她带我上南门口、黄兴路去时不但买吃的给我，还和我一起照相，可惜我没保存好给弄丢了。她的丈夫是长沙轻工业厅化工科的科长，亚琴姐带我去过那儿，她丈夫年纪要比她大十来岁足有吧。他们的经济条件甚好。

等亚琴姐她们休息去了，我下死功夫搞学习。借来初中数理化猛啃，硬是死记硬背，那就真的没睡好过，三个月的时期要当三年来记，不这样搞我的读书机会又会落空，没有不能的事，我不怕苦，一定能过关。坚强的信念，苦苦地追求，终于让我过关了，我那高兴劲就别提了。

紧张过后是轻松，休假的同学们也快回来了，我们这些过了关的学生也开始了领书，过几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然而学校方面又出来一个新的文件，象我和袁这样未满三年的学徒工，因还未拿到月工资收入的学生，除了吃饭睡觉和学费不用支付外，但书籍费得收上去，大约每人的书费要20元钱，这下急坏了我，赶紧写信告诉父母，盼望着父母能给我这20元钱来度过此难关。

天渐渐地冷了，上次写信回家跟父母亲说了我没裤子穿的情况，家里只给我寄来一条父亲穿过的大脚裤，我自己把它改小些来穿。长沙那时十一月份的气候还是蛮冷的，我就一条三角式的学生裙穿了几个月，有了父亲的这条旧裤子穿我也心足亦。我那时候过冬天是从来没穿过两裤子，上身也没棉衣穿，让人觉得我身体好，热量大，实际上我也是感到寒气逼人的，但没多的衣服可穿，当然只有硬撑啦。

家里来信了，父亲的信上说没钱寄给我，当时我就懵了，怎么办？没钱也就意味着我不能继续读书了，命该如此。写退学报告吧，提起笔就写好退学报告交上去了，可正当这时亚琴姐她们也返校了，她听说我要退学，将我狠骂了一顿。我说拿不出这20元钱，她说：“你不会向我们借吗，真蠢！” 她们又去找该校曹姓的校长，可说什么也取不回来我写的那张退学报告，曹校长说：“读书与不读是阶级立场问题，不想读书表明该生意志不坚定，没有革命的意志……”，

亚琴她们回来告诉了我这些情况，大家都无法挽留我和她们一起读书了。记得我打好行李要离校的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亚琴姐她们送我去长沙轮船码头乘船。一路上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腿子象灌了铅似地迈不开。我多么难舍这离校之情啊。长沙也是我喜欢的城市，那个时候也算个大城市了，每逢节假日我捨不得乘车，都是步行去逛街市。当我们不上课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家里困难的同学都搞勤工俭学，由学校出介绍信到学校附近 的工厂里去做临时工，可以挣得一些小钱补贴生活上用。我除了买点日用品外，捨不得拿钱乘公共汽车，整个长沙我几乎是全都用步行走过的。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同学都去烈士公园玩，六十年代过节，无论是街上还是公园都热闹非凡。烈士公园里面搭了那多戏台，有唱花鼓戏的，也有唱湘剧的，还有唱歌跳舞的，真让你目不暇接，那真叫欢乐的海洋。回想到这些，我对长沙真是依依不捨，再加上亚琴姐她们就象姐姐一样关心爱护我，我将永远离别她们，何年何月再能见面，真可说是遥遥无期了。我退学是自动地，完全可以重返津市丝绸厂，可是想到自己强烈的读书愿望破灭了，也无心再回工厂，干脆回父母亲那儿去吧。就这样我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中了。

从长沙回到南洲后，我象皮球似的泄了气，又回到了可怕的过去，父母仍然要我帮他们弹棉花，终日弹棉花汗流浃背的，累得我精疲力竭。我讨厌这种生活，待有空时我就去劳动局找工作，找了几次都是些坐办公的工作，比如说会计、银行、财政或是去当教师，我以为自己不能胜任，总觉得自己文化低，怕接受这些工作，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份我自以为适合我的工作，那就是商业部门。

当时找工作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也通过考试、培训，过关了才被录用，录上了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六个月才能转正，转了正工作算是定局了。

我通过培训、考试后被录用了，分到了商业土产经理部的肉食水产仓库工作，具体工作的在蛋品仓库学做验蛋工，就是在一大堆蛋内将好的和坏的分别开来，新鲜的好蛋就可以拿去加工皮蛋和盐蛋，不新鲜的蛋就卖掉或送到食堂里吃的。这种工作太容易了。

当时和我一块分到蛋品仓库的共有三人，另外两个也和我年岁差不多，一个姓赵的姑娘白净，胖乎乎的，进来不久就很讨经理的喜欢，她就留在办公室搞出纳工作。还有一个姓宋的姑娘也跟我一样是独生女，母亲早逝，她只有和父亲相依为命。她长得比我短些，皮肤较黑，但相貌好看，人也很正直，我与她比较合得来，同在蛋品库里验蛋。

不久我又被调到食堂里搞事务长。在食堂里工作，真是到了福窝里了，饭吃得饱还经常吃蛋和肉，生活蛮好的。可是好景不长，只工作了几个月，当时县里给每个单位下指标，要派几个人到一个农场去搞支援，正好我和姓宋的姑娘不怎么讨经理的喜欢，自然下去的人就是我们两个了。宋比我娇气些，她父亲虽然是挑着货郎担满街跑着卖姜糖的，但很疼她这个独生女儿，她吃得好，穿得好，没受过劳累，而我就无所谓到什么地方去干体力活啦，随大流呗，去就去，人多也好玩的。

我们下去到一个叫天心洲的处女地开荒种粮食。那是1961年的春天，在那个年代下乡去搞劳动大家都是积极响应，干起来也是热火朝天的。我们下来的人们住的是帐篷，几十个女同志住在一起，当然开的是地铺。那个年代的人不怕苦，觉得下来锻炼是很光荣的事，看看周围的人很少有认识的，我只见到了一个儿时的女同学，她长得一付马脸，说起话来娇滴滴的，原先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总看不起她，一付病态样，象是打不起精神似的，她叫区英，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听说她蛮走上风的。

我还见到了一个人，他象星光一样总在我眼前闪亮。我在家里帮父母亲去弹花厂弹棉花时，要经过一个店门口，每次都看见他坐在办公桌旁，穿的蓝色球衣，有时候看见他的真人相时会让我心跳不已。他是那么高大英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在这大荒漠里又见到了，好让我激动，激动过后就会想入非非。这是不是我的初恋，当时没想过，我总是找机会看到他，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的。

中秋节到了，临时食堂为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菜肴。饭桌上陆陆续续在上菜（那时我们用餐的桌子就是用红砖和水泥砌起来的圆形桌），我和小宋看见桌上有一瓶白酒，当时我们俩人拿起碗来就倒酒喝，也就是空着肚皮喝酒。我们两个都有点云里雾里，不知不觉就喝醉了，美味佳肴一点也没尝到，我们就晕呼呼的了。小宋醉了就光笑，而我醉了就吐心里话，其实心里是很清楚的，真的是酒醉心明哪。而一吐为快的感觉给别人就当成了笑柄。我当时就说出了喜欢G君的真心话，待我醒酒后悔之晚也。如果不是因醉，这个秘密永远将埋藏在我心中，也不会引出以后的麻烦了。

后来真的有好心人将我的思想传给了G君，他也真的接受了，我们便开始了接触。晚上他约我在田间小道上谈心，那时我是既兴奋又忐忑不安，我这是第一次与男性单独相处，更何况我还很不成熟，只是冒昧试一下，不想就会成真了。

一路上我们好久都没有说话，最后他到底是开口了，他问我：“你怎么会喜欢我的，我都24岁了，还是个有过短暂婚史的，并且还是个右派分子。”我激动地说：“我不在乎这些。”这时，他笑了，是那么令人心醉。接下来他的话也多，他讲述了自己以前的事。

原来他是个从乡下来城的人，16岁时被文工团招来学文艺，由于他帅，个头长得高，身材也很迷人，在文工团时遇到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姑娘，他们有共同喜好，很谈得来，几年以后便结为秦晋之好。他的事业处于高峰时期，后又被调到公安局工作。然而，在一次坐在食堂吃饭时与同事们说起饭吃不饱的话，从此让人给打了小报告，不久便因这一句话就打成了右派分子。他看似甜蜜的婚姻也因此瓦解了，他的工作也由公安局下放到粮店。到粮店后的工作他也能任劳任怨，做过工，也坐过办公室。他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象个有才能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他拉得一手好二胡，也画得一手好画。

我们各自住的帐篷相距不远，他下工后就拉二胡，我一听就晓得是他拉的。有的时候他会去钓鱼，钓得鱼来总是会给我一条，放到食堂为我烹饪了来吃。人们都晓得我们相好的事。

我的儿时同学区英对我虎视眈眈，弄得我摸头不知脑，问旁人才晓昨，原来她也喜欢G君，她认为是我抢走了她的所爱，真可笑！后来我将此事跟G君说了，G君说自己根本不会考虑区英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他只喜欢我。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让人担心的，那就是在未来此之前，他们粮店有一个姓代的负责人曾给他介绍代的亲妹妹。那年月右派分子被人看成是坏人，受管制的人只能无条件地接受领导的安排。G君告诉我，他自己是很不情愿的，那个代姓女的原来当过小学教师，因犯作风问题给下放了在家休息，本来那女的就是农村的，有可能年纪还比G君大些，所以G君不想与她谈对象。这些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几个月的劳动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难捨难分也得各走各的路。我回到了原单位，从此我们便书信往来。他的信写得亲热，字也写得漂亮，他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书香气，他把我们的爱情深深比作贝加尔湖，我深信这种纯洁的友谊必然长存。

在我和G君相知相爱的时间里，曾经有几个人从中作梗，但改变不了我对他的真心，我坚信自己不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任何外来干扰也改变不了我的初衷。

有一次G君请假回来，他向我求婚，我当然很高兴，可是考虑到自己才十七岁，结婚太早了，并要求他等我二年或者三年，我认为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可是他急是不得了，他想去我家拜访，想直截跟我父母说明我们相爱之事，我不让他去，我害怕父母知道了他是右派，或者因为他年纪大而不同意我们的婚事，今后连谈话的机会都会没有了。从此以后，他开始有些怀疑我对的真心了。

不久，他又回来跟我说，他的亲侄儿从部队回家来完婚了，说他姐姐请我和他同去参加他侄儿的婚礼。他姐姐家住安乡县的农村，还说自己娘死得早，唯有姐姐对他好，很关心他的一切，当他跟姐姐说了我的情况之后很高光，只想见我一面，还为我准备了好多礼物，他极力要求我去，当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姐姐比他大二十几岁，去了他们家都是他们的人，我小小年纪怎么支撑得住众人的吆喝，晚上睡觉怎么办？如果他们要害我，我岂不是自投罗网么，在没有结婚之前，我得洁身自好，千万不能丢了面子，虽然我处世少，但书还是看得多的，不是有些少女不能把握好自己而因此悔之晚矣吗，在我的身上绝不能发生这种事。主意打定，说了些理由就推托了，从此他真的认为不是真爱他了，听说不久他就和醴县那个乡下女人结婚了，还听说举行仪式后他就逃到农场去了，这些只是传闻。而我也就空欢喜了一场。这就是我的初恋。落进了低谷。

我的工作单位也给换了，派我到乡下的一个叫牧鹿湖的村供销社去当统计员，听说交手的是一个工作多年的统计员，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能胜任吗？自己也说不清。提了个网兜带了点日用品就上路了。从县城到牧鹿湖公社要走45里路，六十年代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有步行。慢悠悠地一路上赏尽田园风光也够潇洒，下午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个丛草滋生之地，根本就没有几间房子。看看我要工作的地方，几个站柜台的营业员在嬉笑、打闹，说些肮脏的下流话，听了让人觉得恶心。走过她们的柜台，到里面的办公室看看，尽是些男人在办公。有个小小的食堂，仅仅有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是食堂里的人。好在我还遇到了一个熟人，叫子英的，我们曾经同过小学的，不过当时她也是名站柜台的营业员。她见到我还蛮热情，让我与她睡了一晚，她带我四处走走、看看，她说：“你怎么也到这个鬼地方来罗，这里的人很野的……”，她说完这些话还掉了眼泪，似乎她来这里就已经很不幸了，我为什么还来这里。听了她的介绍，想想白天看到办公室坐的尽是些男同志，我就胆怯了。那个时候我表面让人觉得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实际上我内心对很多事都充满了恐惧，因而给自己绊了脚，眼看的好工作就那么丢掉了。更可笑的是当时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提着网兜回家了，躲在了家里，象做了亏心事似的不敢见到商业局的人。大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有一天商业局人监股李大姐来我们家了，她说：“你真的在家里啊，两头都找不到你的人影，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我们大家都着急。”我对李大姐说：“那个地方太偏远了，害怕得很。”李大姐说：“你想换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呀，不该这么长时间不打招呼就算完事了呀。”我哑然，自知错了，李大姐扫光而去。从此我又呆在家中无所事事了。

那年我家又搬了房子，住到了西河街的牲畜交易所对面，隔壁第二家就是一个茶馆，那年月饭吃不饱，还有人去茶馆喝茶听书，自得其乐。我们配的粮食指标中要用大约十斤来配给红薯。60年代粮食指标配红薯，一斤米换8斤红薯，倒也划算。就是长期这样吃红薯就厌烦了，吃多了胀气让人难受死了，但也没办法，政府的事情个人是无法抗衡的，只有那些粮店的就威风，他们可以少吃红薯多吃米。配给居民的油也极少，人均才给100克，到70年代才加到了每人每月半斤油，难怪当时的人就是能吃饭。

7、80年代买肉要肉票，每人每月2斤，什么付食品、黄豆、花生都要逢年过节才有配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糯米也是到过年才配给每人2斤，吃的菜油每人每月半斤。60年代藕都要卖2元1斤，为什么呢，藕可以当粮食吃啊。

后来就连可怜的口粮也不给了，要所有的人去食堂吃饭，这样一来又多了一个剥削的机关。那时计划粮每人每月大约有22斤到24斤，可从食堂里买出来的钵子饭却是稀稀的，没有足够的粮食给大家吃，只好米里面多加些水来蒸，蒸出的饭不是干饭，是少得可怜的稀饭。买饭排队，那时人就象饿捞鬼似的，吃了上顿望下一顿，一天一天过得好慢好慢。

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人，看大众们吃不饱肚，就大动脑子，用地皮上长的草来加工成无粮饼干，用莲子的外壳粉碎了做成无粮糕，用米糠做糠粑粑。大家都已是饥不择食了，去买这些不是粮食做成的糕点来充饥。无粮糕，听这名倒很好听，所谓糕实际上就是用地上的一种野草加工做成的，还有用莲子壳粉碎了做成的糕，人吃得进去却拉不出来了。那年月好多从此就得了痔疮病和肠胃病。

有的时候街上可见到有人卖藕，就是那种炖熟了的藕，卖2元一碗，人们倾其所有也要买来吃，那就等于开荤了。我父母亲也去吃这样的炖藕，在我的记忆中，我好像没有吃过。我们家中大部分口粮要省了给妈妈吃，因她宁可饿也不吃野菜做的无粮糕，当然只有我和父亲吃那些猪狗都不食之物了。父亲就因为吃一种叫“牛皮菜”的东西（用清水煮了吃的），可能吃得太多了，他全身浮肿，慢慢的皮肤也变青了，人们说是水肿病，吃菜吃的。那种“牛皮菜”以前是专门用来喂猪的，人没吃的了，跟猪争食吃。我那时也能吃菜，并且还到外面去拔野菜，提着个篮子或拎着一个布袋子到田间地头，去拔那种名叫“黄花菜”和“油菜”，回家煮了吃，没油，就全吃这种水煮的菜，越吃肚子越饿。

平时我还要替父母亲去弹棉花，家里把我当主要劳力对待了。那时候每天能挣好几元钱，如果有天我弹的棉花少了，回家去也会挨打，记得有一天我只弹了一元多钱的棉花（那时还是集体所有制，按劳取酬），父亲听说了就用鞋底在我头上敲，邻居涂伯伯不忍心看，便说：“先生，你就这么一个女儿，怎么捨得打啊。”父亲才没继续打我，要知道我已是大姑娘了呀。

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居民吃肉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计划是2斤，这一下砍肉的师傅也象老爷一样神气了。不认识的人去买肉他们就给你砍最差的肉，熟人来了理所当然是给最好的，斤两还足。我们烧的煤、吃的红糖、白糖都凭计划，城镇居民都发一个供应本，每月凭本子去购物。穿的衣服也是凭布票去买来布加工，每人一年才6尺布票。当然有钱的话也可以买到黑市布票，那年月我们就去买过黑市的布票进来。我仍然没穿过什么新衣裳和好衣服，基本上是大人们的旧衣服改了后给我穿。

1962年我们的邻居张先生替我介绍一位男士，是东北下放来的青年，我叫他B君。他祖籍就是这儿的人，有表亲在此。这次讲的B君是经过父母首肯的。B君个头也足有1.8米吧，戴付眼镜，斯斯文文，一付文人墨客的样，说得一口好听的东北话。他原先是在东北某钢铁厂工作，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而被下放，回来后以摄影为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谈得来。待我们天久日长建立了感情之后，父母亲又翻脸不准我们继续发展了。在难舍难分的情况下B君去了桃花峯，他写信让我去，我怎么敢呢。我害怕以后自己会成为一个落荒者，自己一点主张也没有，思前想后我还是不能盲目，没有给B君回音。他再也没有音讯了。

我家又搬了。这次是搬到了福音会的木屋里。原先这里是一个小都会，搞运动给停办了，都会的主持人也去世了，除了主人的后代住在里面外，还另外住了两户，由公家收房租费。其实那年代买一间房子只要50元钱都可以买到的，而我父母亲用劳动换来的钱，除了吃还是吃，衣服也没几件新的，睡的床铺也很破旧。父亲的观念是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那个年代就是无产阶级吃香，所以他们就从来没想过要来买一个自己的住房。

我们新搬的这个地方离我的一个高小时的女同学鲁家很近。鲁家是一个大家庭，她母亲有8姐妹，到我同学这一代又是男女8个，我的女同学排行老三。她母亲很温顺，父亲是卖小百货的，算是小资产阶级，但她父母待他8个儿女都很好。我的女同学虽然长得不好看，个头比我高，说话响亮。她读书时最爱跳舞，但学习成绩不好，基本上是2分多，同学们都有些瞧不起她。她也未读初中，不过，她家条件好，听说她以前经姐姐介绍还在华容县邮电局工作过，后来不知为什么不干了，在家玩。

鲁在和我玩的时候说要给我作介绍，我没推辞，不久还真有那么回事。她所讲的那个人就是C君。个头也有1.7米以上吧，瘦高个，模样也挺帅，说话时有点爱脸红，通过鲁的介绍后，晚上我和C君单独红会了。他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声音很秃，我觉得好笑。反正我没多少言语，就听他一个人讲。他的话语也不是很多，我们彼此沉默的时候较多。我认为他这个人可能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不会花言巧语地哄人，也不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这样的人我是很欣赏的。这次的交友我告诉了父母，以后C君来我们家时，母亲见到了也很喜欢，邻居们见了也在父母跟前夸奖说找了个好女婿，要人材有人材，要衣装有衣装，并且C君的工作单位也好，是邮电局的工作。他也是16岁就参加了工作，母亲早逝，上有一个姐姐嫁到了长沙，下有两个弟弟由父亲带着，其母亲去世时，他的小弟才一岁大点，就是父亲一手带的，并且再没给他们找后妈。从这点上我也很敬佩他的父亲，但他的家庭出身不怎么好，是资产阶级，在明山镇有好多房子呢，让政府给没收了。父亲以教书为生。C君还告诉我，鲁在邮电局和他一个单位工作时，鲁曾经想和C君谈情论爱，而被C君拒绝了，他说和鲁不是一路子人，说鲁爱打扮、妖艳，他很看不惯，说到我他还是很满意的。

当时我们都很中意的时候，而父亲却提出了异议，他说C君身体太瘦弱，怕有什么病。后来C君倒也乖巧，每次上门都带些礼品，来了就与我父亲对弈。父亲说从下棋方面可以看到人的性格，他说C君很沉稳，几次下来后，父亲改变初衷，同意接受C君作为我家的女婿了。从此以后我们都放宽了心，C君有的时候就带我去他朋友家让朋友来评头论足，有时候还让我去他所在单位，我们家到华容县城要走60里地，到了他那儿自然是高兴，尽买些好吃的给我。晚上他让我与他的女同事们睡，白天要上班时就托咐同事来陪伴我，晚上还买戏票让我与他的朋友去看戏。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极其认真的，从不因私事而误工作。他的女同事们在商店里买了什么来，他也会让人给我带上几双袜子。虽然他不善于言表，但事实上他是很喜欢我的，我心领神会。

如果在他休息的时候，他也会陪我说说话。我们那时的人真纯洁，我们的感情已经很好了，但我们连坐都隔好远，根本不会越轨的。有一次他还借来一把二胡学着拉了起来，我笑了，他让我教他，他说：“你会拉胡琴，我也想学学。”我觉得他蛮可爱的。

有一次我帮他洗被裱，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脚给扭伤了。下班后他听说了，赶紧买来酒亲自给我弄脚，我觉得他心地好善良。他的一些行为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感到好幸福。

我们的交往已有了半年之久，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改变这种状态。突然有天收到他的来信，我不知所措，因为平时联系的方式都是他打来电话我去接，两地邮局的送和接电话传讯的人都了解到我们正处在热恋之中，邮电局内部打电话大概是不要钱的吧，所以当这天接到这封来信觉得好奇怪，拆开来看之后使我惊呆了，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地往下掉，当时母亲正在晾晒衣服，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信中内情，母亲说：“不谈就不谈，有什么好哭的，他又不是一朵花。”母亲虽然这么说，我却很恍惚，总觉得这不是真的。后来我又跑到邮局去给他打电话，他那里瓦声瓦气地回答：“是真的。”象冷枪击破了我的疑问，我怎么也找不出理由，怎么会如此呢。

我去找同学鲁，她帮我找原因，问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我说没有啊，只是在不久前，C君的父亲到我们家来过一次，后来他父亲说让我去他家一趟，我也去了，从县城到明山要走30里地，走到他们家一看，很寒酸。屋内很杂乱，房屋有几间，但空空如也，还有C君的奶奶躺在床上呻吟着，看了着实让人同情，没有一个女人拾掇，家里确实不象样。当时C君的长沙姐姐正好小产了在家中休息，她也少言寡语，两个半大的弟弟在外面玩耍。这样的家庭环境也没容多想什么，进门就扫地、洗衣、做饭样样都干，象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束。我的行动也很讨他奶奶喜欢。

空下来我就在外面站站。住对面的就是C君的好朋友余某某，在乌嘴粮店工作，曾经通过C君介绍认识的，正好余在家，我去他家坐了坐，他可是个独生子，父亲搞搬运工作，母亲在家料理家务，我去坐坐，也很客气，我们彼此也很谈得来。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我去小镇上走走，在一个炸油货的摊子前遇到了南洲的一个熟人，他是曾经和我一同在办事处做过事的，我们见面后有说有笑的，我告诉他C君家的方向，正好我回过头指方向时，看见C君的姐姐在屋外盯着我呢。当时我没当回事。

C君的父亲给我在镇上的麻纺厂找了份工，我不想去做工，心想怎么会让我去做这种又脏又累的工呢？在县城时我从未找过这样的工作，每次分派的工作都是当干部，心想C君的父亲对我的评估太低了吧。反正麻纺工我不想干，没几天我也就回家了，没多久C君就来了这么一封冷言冷语的信，太让我伤心了。

后来我的同学鲁去华容她姐姐家玩时，去邮局向熟人打听过关于我们的事。那里的工作人员说C君自从发出那封信后，他自己也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半夜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坐着，经常去。后来还听说他辞工不干了，挑了行李就跑，有的还说他想投河，在好朋友的劝慰下才作罢。

我虽然被他的绝情刺伤了，但还不时地打听关于他的消息，到底什么原因，我仍摸头不知脑的。多次打探才知原因出在他姐姐身上，就是因为我那次去他们家，遇到南洲的熟人时谈笑风生的情景让他姐姐看见之后说我有些轻浮（那个熟人如果是女的就平安无事了），而导致C君之父给C君去信时说，要他慎重考虑，再加上我不去麻纺厂做工也是个原因。弄清楚原故后我也放心了，这样的伴侣我不适合，因为我天性好交朋友，活泼开朗大方，受拘束我会难受，尤其是我的伴侣这么小气我受不了，爱我的人不相信我、猜疑我，那怎么生活啊，也好，长痛不如短痛，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回首自己的婚姻为何如此难定，是不是我的要求太高了，我从来不願卑躬屈膝地求人，总是因为对方之帮而屡次告吹。我这个人生性倔强，其他的事可以容忍，在男女之间的事上我就再多么喜欢对方，让它埋在心里，不愿屈从，就因为这，自己认为好的男人让给了别人。

我的女同学鲁又给我介绍她的表兄弟叫十八子的，个头矮矮的，也没正式工作，但他人很聪明，写得一手好字，胡琴也拉得相当好，他自己在养蚕，也比较能吃苦。他的父亲早逝，只有母亲和他八个兄弟姐妹，都各自有单位的，他妈妈还和我父母在一个单位上班呢。我母亲也知道他母亲待人和善，讲起话来都是轻言细语。他的家以前是缐铺，属小资产阶级，家庭条件应该算中上等，所以在母亲的首肯下我也答应与十八子谈了。本来我这个人很重才轻貌的，其貌不扬也没什么，只要心地善良，品格高尚我也是喜欢的。谁知我和十八子只谈了几个月的时间，他竟然在一次将我骗到他姐姐的空房间内，要动手动脚地乱来，我生气了，但得想法子逃啊。我急中生智骗他说外面有人将大门反锁了，他信以为真赶紧走去拉门，不想弄假成真，门真的让人反扣了，他大声叫门才得以打开，其实这是有人看见我们进来后开的玩笑。我便趁他开门后的机会，猛一下子窜了出去，直跑到大门外我还心跳不已。我下决心从此再不要见他了。我很厌恶男人这么没修养，这样的男人再优秀我也不想要的，太不尊重女人的贞操了，我们那个年代是很看重贞洁的。

谈不成对象也没什么，就让它顺其自然吧。这已经到了一九六三年上半年了。虽然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而我的穿戴并不好，夏天有的时候我也会光脚丫子到街上跑，从来就没有想过有凉鞋穿。别人晓得我家穷，没有好的穿戴不奇怪了，但有的人却说我朴素得很，我内心说有穿的我也会讲究的，看见别的女孩子穿得整齐漂亮我很眼热，不看见也没什么，反正我习惯了。

下半年的时候，我玩得好的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子王霞，她那时正在上初中，她比我小两岁，看我没干工作便叫我和她一起去读书。我说自己都十九岁了，还去读初中，那不是很难为情吗。她说没关系的，求学么不分年龄大小的。她说同学中还有比我年纪大的。我信以为真，就立即给我大舅去信讲了我还想读中学的事。不久，大舅给我寄了10元钱和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他鼓励我求学上进。我高兴地拿了钱就和好友王英一块儿去城关中学报名读书。当时我还通过了口试和面试。易老师说我的语文水平不错，就是数学还不行，让我插班到初中二年级读书。正好是这位年轻的易老师当我班的班主任，他是湖南师大读过书的，因得病后未毕业就回家休息。我们这所中学是民办中学性质，他为了生计不得不来工作。

我看班上的同学的确年龄差距有点大，小同学要比我小了4岁，大同学也有比我大两岁以上的，所以我也不在乎自己的年龄了。表面上看来，同学们以为我和她们大小差不多。我们相处都比较好，唱歌跳舞我是样样来，平时见到乡下来的同学比我条件更困难，我会用自己很少的钱去帮助他们。那年月，我思想是很红的，读毛主席著作读得多，自己的言行都以毛主席的话为准则，争取多作好人好事，我在校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一九六四年初，妈妈跟我说，说斜对面有个李娭要给我介绍对象，是从新疆回来的，他家住在河对面的操军乡，他现在正在其姑姑家玩。还介绍说他是个大学生，父亲听了很中意。父亲说不管怎么样，他是个大学生，又有畜牧兽医技术，也就是专给牲畜看病的医生。六十年代我对象的基本条件就是男方要学历高，有一技之长，或是工作单位好。旧社会传下来的旧思想说，银行、铁路、邮电是铁饭碗，坐办公的干部是个好看不好用的花架子。我父亲听了介绍说干部他就推辞。

第二天介绍人上门来了，并且还指给我们看他。我们从当街的窗户望过去，只看见一个满身上下穿黄衣裤的中年男子站在龙的家门口，远看就象个开拖拉机的工人，连脚上的鞋子都是黄的。我当时吓呆了，心在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我急了，赶紧跑去找我的好朋友王霞，见到王霞话也说不清了，我说：“你快去看啦，那么一个黑人要跟我谈对象！”王霞说：“怎么回事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连忙说：“你去看啦，把我吓死了。”

我和王霞回到家中，只见屋里坐了好几个人，有介绍人李娭，有那个黑黑的男人和他的姑姑，另外两个是他的父亲和第二个乡下来的姑姑。那个人还正拿着我的相片看呢。他们个个笑哈哈的，我却不知所措。当时父亲让我给他们一一倒茶，我慌慌张张泡了茶给他们后，赶紧和王霞外逃了，一路上王霞说：“不行，不行，那真的不行，太老了。”我心里七上八下，这次可是我父亲愿意的呀，心想，难道这就是命运给我的安排吗？

过了一天，介绍人上来找我们问信了，母亲明显表示不满意，父亲却尽说他的好话，我自己根本没表态，就说我还在读书，他们说没关系的，等我把书读完。看看我不太反感，他们就有了以后的举措。

第四天那个人经他街上的姑姑带来我家后她就走了，让我们俩单独谈。我见了生人也只会傻笑。虽然那天被他的样子号跑了，真正面对面了，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也太自不量力了吧，我就只好尴尬地笑。面前有一盆火在烤着，彼此沉默了好久，他终于开口了：“我们的事你干脆点，谈与不谈你一句话。”不知怎么，他的话惹得我好笑，可是这一笑给他带来了生机，他误以为我答应了，所以，他打开了话匣子，说了好多好多的话，讲他读书的事，工作的事。原来他也是个苦孩子。在家里是老二，小的时候在家放牛。首先读书的是他兄长，几年后他父亲见大儿子读书没长进，就换老二去读书，那时他已11岁了，虽然书读的晚了些，他读书很努力，他父亲读过孔孟之书，知道唯有读书高的理论，说什么也得出一个读书之人。那时候他读小学也是在南县读的，6年小学只读了4年，三年初中也只读了两年。由于家庭成分是佃富农，父亲也是受管制的五类分子（所谓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家中贫困得很。他读书基本上都是读跑学，从乡下到南县城最少也有6里地远，还搞勤工俭学。他初中毕业想去读中专，早点出来工作，给家中减轻负担，所以他就报考了湖南司法学校。谁知通知姗姗来迟，他又被常德一中录取念高中。去常德读高中也是走路去那儿报到。常德离家太远了，只能住校了，仍然搞勤工俭学，家里是拿不出钱来上学的。他到底年龄大些，晓得以劳代读，比我聪明，我当时读中专时如果也想这个法子的话就不会退学了。

他高中毕业后，何去何从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那种充满红色的岁月，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如果又缺钱的话，是上不成名牌大学的。正好新疆八一农学院来湖南招生，他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家中贫寒的一些同学就踊跃报“八农”了。“八农”是军区办的，他们是第一批“八农”的新生，享受入伍军人的待遇。常德一中那次去了四十多人。

那是一九五六年，他们这批学生去西北上大学，火车只能坐到西安，剩下的路程全都是坐大篷汽车，他说坐了半个月才到新疆八一农学院。

到了学校后，他们倍感新鲜。乌鲁木齐是个少数民族集中之地，他们的“八农”就设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由于地域的改变，生活也随之变了样。这儿没有大米饭，只有玉米粉做的窝窝头和白面蒸的馒头和手拉面条，刚开始硬是吃不惯。好苦海里长大的人过一段时间也就适应了。在当时的新疆来说，他们的大学生活还是蛮好的。吃饭、睡觉、读书都不要钱，每个月还有津贴发给，他们的伙食也算上乘，大学生活也丰富多彩。几年的大学生涯里，他当过团支部书记，当过文体委员，下基层搞劳动锻炼时也得过奖章。当时他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搞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他们学生中也有打成右派的，老师中也有。他说他们的有些课程是苏联专家上的课，学的俄语也是苏联老师教的。

王震在新疆当司令员的时候，他们“八农”的师生还见到过王震呢。

一九六一年他从“八农”畜牧兽医本科毕业。基于他在校的表现，本来是分得很好的单位，到一个县的兽医站工作，而当时他满脑子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结果就到了和静县下面的一个哈木胡堤农场。

当时去工作单位都是自己找上门。新疆不比内地，那儿比较落后，戈壁滩上的沙石路走起来很艰难的。在县里报到时遇到他们同校农机系的校友叫罗林的，是个四川人，个头比他矮，说话很响亮。他们一同去哈木胡堤报到。报到之后，罗林分在农机连，他就被在生产股。他从一九五六年进疆，直到一九六三年底才请假探亲。

这次回来一是看望亲人，二来想在家乡谈对象，前面已经在好心人的介绍后谈了两个了，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没成功，我已是他谈的第三个了，他本来对解决婚事不抱希望了，没想却遇到了我。

我们在一起谈话基本上都是他说，他问我喜欢什么，我说自己喜欢看电影和看书，也喜欢乐器。以后他买了一只“国光”牌口琴送我，当时要4元多钱一支哩。

他每天从乡下来我们家都是早来晚归，有的时候买来电影票想我同他一起去看电影，我不敢和他去，当时确实有些嫌他又丑又老，实际上他只比我年长8岁，看表面就像大我十几岁。我害怕熟人看见了笑话，就借故将电影票送给我好友王霞去看。他见我不去，连他也不去看了，他就守着我说话。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了，他很急，到药店买来药让我吃，还关心我想吃什么。那时我最爱吃甜酒，他赶紧到店子里买甜酒来。我头痛恶心，吃不了几口就放下了，然而他端起碗将我吃剩下的甜酒吃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举动大大地感动了我，从此我想他应该是我所依托的男人了。

他看看我穿的很差，一件棉袄是旧衣服翻过面后做的，下面就是一条单长裤，他便很想替我做几件新衣服，可是没有布票就买不到布，他干着急。我说没关系的，他还对我说：“别的女孩子谈对象都会找男方要好多东西，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视钱财如糞土，我要的是这个人对我好，吃苦穿破衣我都不在乎，在乎的是真情待人。

我们要定婚了。所谓定婚就是去他乡下的家中走走，吃一顿饭算完事。记得那天我要去他家时，没有一件象样的上衣，脚上穿的鞋也破了，后来还是王霞借来一件上衣和一双鞋给我穿了去的他家。

快到他们家门口时，见那儿有好多的人，我心里有些慌，但还是大胆地走进了家门。外面围观的人象看稀奇似的，嘴里还叽叽喳喳地评头论足，他们大叫“”福萝卜，你好福气！“（福萝卜是乡下人给他起的小名）

他们家人以为我是城里的，一定要求很高的，谁知我是那么地平易近人，坐不了多久，我看水缸里水不多了，拿起扁担水桶就去挑水，完了还帮他嫂嫂烧火做饭。

他母亲于六一年去世了，家里就是哥哥嫂嫂当家，嫂嫂一副好相貌，哥哥个子比他矮些，还是个近视眼。心想他兄弟俩都好福气，怪不得乡邻也说他福气好哩！

天不早了，他送我回家后才自己又走回乡下的屋里。

介绍人李娭来我们家说，男家提出最近要完婚，我说那不可能，这才谈了几天，什么情况都还不晓得，完婚还为时过早，否则只有吹。

后来他来后我跟他讲了李娭说的话，他说那是家中老人的意思，他自己也不想这么快，我心想，这还差不多。实际上当时他是城府很深的，我太年轻不识时务了。

他说不结婚，我们去照张合影像哄哄家里人。我不想照相，又不好直说，我就推说照相可以，不在城里照，去乡下照，这也恰巧又合他意，去乡下他大姑姑所在地的一个小镇上去照，照了像还可以去大姑姑家吃午饭。那儿离县城有十五里路，我们走了去。那天正好照相馆停业，像没照成，我好一阵高兴。在他姑姑家用过午餐后就又走了回来，一路上我总是和他各走一边，而他就想与我走在一起，我每次都苦笑着跑到道的另一边去走。他当我俏皮，我是用心计故意不与他并肩同行，总认为他长的差，又是显得年纪大，总嫌丢人。

晚上他约我去河滩上看星星，我去了。他想拥抱我，我总是极力挣脱跑开，不知为什么，就是怕和他在一起。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他要返疆了。看那样是依依不舍，可我没什么感觉。走了没几天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从此以后基本上是三天有他一封来信。字里行间透露着思念之情，字迹排列整齐，看信觉得他还是比较有涵养的。他读的中外名著多，信也写得特别吸引人，可惜的是我没能保存好这些信件，如果现在翻出来看看也蛮有韵味的。

他返疆后，我们学校也要开学了，将思绪收回来搞学习。不过，我谈对象的事也被师生知道了，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我跟他说自己已经有这么大了，但不会影响学习。老师说会影响你升学啊，如果不是因谈爱，我一定可以考上一所师范。还说我适合当老师，并夸我文学功底好。我那时每篇作文他都给我最高分。

我的一切总有那么些人来关心。不知怎么传到C君耳里了，他特意请假来到南县，约我在大堤上面谈。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就又谈对象了，我说：“你不也已经谈对象了么？“当时他也正好跟一个乡下女人在谈，这个情况我也早已知道了的，心想你凭什么反问我，你男人就了不起，这种封建思想要不得。他当时只好沉默。反正我心里想，你在给我的信中不是说我花言巧语了吗，现在来逼我向你花言巧语呀，办不到。正如妈妈所言，你是一朵花又怎么样，我不会脸皮厚的，只怨我没这个命，断了就算了，除非你向我真诚认错。我没有错，也不会委曲求全。

后来他又让他的好朋友来劝说，我说没用，只有他自己真诚认错才能回转乾坤，再说我已经找对象了，不能让对方失望呀。

以后的日子算是平静了一段时间。听说不久他就和那乡下女子结婚了。

夏季来临，长沙湖南轻工业学校的同学亚琴姐给我寄来信，让我去她那里玩，她即将毕业。四年的中专生活她仍然没忘了我，并且还保留着我60年给她的家庭住址。她是试着写来的这封信，不想我还真收到了。

去长沙玩，看看我读过几个月中专的学校，看看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便写信到新疆，他很快就寄来了五十元钱，支持我到长沙玩。喜滋滋的我便乘轮船去了。

重返我曾经熟悉的学校，看见同学们热闹的情景，我激动不已。如果不是没钱，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啊，现在六零班的学生即将奔赴各自的岗位，难舍难分。

同学间的感情极其纯真。玉琴姐见到我后，她高兴地拉着我到她的寝室里休息，说只有几天要离校了，让我去她丈夫的轻工业厅的家中住几日，并且还给我一块手表，让我自己掌握时间，给我一些餐菜票，要我自己在轻工业厅的食堂买饭吃，安排好一切后她就去学校了。

我好惬意。有了手表掌握时间，就一个人在长沙街头四处疯跑，还去了烈士公园，一个人照了像。一条街一条街地仔细观看，尝尝长沙的风味小吃，玩得开心。

玉琴姐从学校回来，我和她一起去了宁乡的一个山村。那是她的老家，家里只有高堂老母。他们家住在半山腰，那儿真像神仙家居，空气特别新鲜，站在山间小道上大叫一声，竟然回音阵阵。鸟语花香的让人心旷神怡。

玉琴姐的妈妈年过半百，身材高大，心宽体胖，总是一付笑容，见了我们热情有加。我看家中虽然没有很起眼的家俱，也还收拾得干净利落，住在里面很舒服。我们来的时候正处夏季炎热时，但在这个屋里感受极为凉快，就象春天般舒服。

我们在家中坐着谈话，不一会儿屋外来了好多人，大家都很热情地打量着我，我当是城里人下乡来，自然会引起山里人的好奇，看就看呗。

我到长沙、宁乡来已玩了十来天了，该回家了。玉琴姐她们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走的那天，大家送我老远，直到我上了轮船她们才离去。

我坐在船舱里遇到一位湖南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学土木工程系的，戴付眼镜，一脸书生气，不知怎么，我们就象熟人似的搭讪起来。他去大通湖农场看亲戚，正好与我同路。一路上我们说话不少，到了南县城我们才分手。

不想没过多久，这位湖大生给我来了封信，里面还夹了一张他毕业时照的像，说想和我交朋友。我想交朋友是可以的，也就没在想他还有什么想法了。

从长沙回来不到一个月，玉琴也来了信。信中说要替我介绍对象，就是她的亲哥哥，她还寄来一张她与哥哥的合影照。哇！她哥哥好帅啊，浓眉大眼睛，身着军装好威风，还是个连长哩。他们就兄妹和母亲，家庭出身又红（贫下中农），两兄妹都有出息。玉琴姐说她哥哥17岁就在公社工作，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就参军了。在部队表现突出连连升级，24岁就已是连级干部了。他只会埋头于自己的事业，个人问题没时间考虑，只有当妹妹的为他操心……云云。我看过信后跟妈妈讲，妈妈说这个人条件好，我想想自己怎么做决定呀！

想到新疆的他以前跟我说过的话：“讲到你已是第三个了，如果不成，我这辈子再不找家乡人了，就在新疆找个少数民族女子算了。”当时听了叫人好伤感，同情他的心我怎么也难以改变我的一颗天地良心了。

他给我的信非常勤密，真的是三天一封信，一封信从新疆到我手中要半个月的时间。他每隔三天写一封，全是思念。并且每月还给我汇15元-20元不等的钱让我花。他大学毕业后的月工资71.88元，除了还账（63年第一次回来探亲借了很多钱买衣物送人）外，自己只花很少的钱。他看我穿得差，所以他去新疆后就每月给我寄钱来，有的时候还寄葡萄干和布料来。邻居们都笑他象老人似的，买的布料色泽很深，不象是年青人穿的颜色。而我不嫌弃，深色我也喜欢，总算有人关心我了。我还将收到的钱大部分给妈妈，自己只留五元钱。这五元钱自己也舍不得花，每次要花了都是请我的好朋友或是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去吃小吃，有时也给好朋友元元买点肥皂什么的，因她也是早年失去了母亲的人，只有年迈的父亲相依为命。

想清楚了，我便写信给玉琴姐，告诉她我已经早有对象了。然而，从发出那封信后，玉琴姐再也没给我写信了，几年后我去新疆后给她寄了封信去，她的回信很冷淡。虽然如此，我会永远记住她和我的那一段友谊。现在都四十几年了，我们记着她对我的好处。前几年我到长沙伍家岭的国光陶瓷厂去找过她，仍杳无音讯。不知我的玉琴姐去了何方？

我不读书了。写信告诉了远方的爱人，他高兴极了，并提出结婚，我想也是时候了，我们虽然各自一方，通信两年，彼此也建立了深情厚意，已是水到渠成了。我告诉父母亲要结婚的事，这时父亲不同意，说我不能找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我说起初不是父亲您认为好的么，父亲说那是为了定我的心，免得我跟别人东说西说，是想替我找一个更好的。听了父亲的话我真生气，拿我的感情当儿戏！母亲的意思更让我急，她说要结婚可以，要我爱人带两千元钱作聘礼，要他回来办喜事。听了父母的话我真的没主意了。

这已是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了。我们家从去年就开始搬到西河街的叶奶奶家住了。这是间土房子，有半间二楼，我家住楼上，楼下住两家，他们都是药材公司的职工。他们两家就以大床作为间接分成两家。我们出进都要从他两家的床头走过。虽然我们是三家人，但彼此关系相当好。我的事他们也很关心。那位年纪大一点的是程姐，小点的是文姐，我将要结婚的事跟她们说了，告知父母亲横加阻拦的事，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冒关系，我们负责到你父母那里做工作，你放心吧。”真的她们硬是说服了我父母，我赶紧写信到远方，他给我汇来150元钱，我自己去买被里子和被面子，父母好歹也为我弹了一床8斤重的棉絮，准备着要起程了。

啊，这中间忘了我跟儿时的同学叫刘群迪的关系，在此补充一下吧。她参加工作很早，年龄也比我小点，从62年开始我们好的是亲密无间。起初她在南县下面的一个小镇的米厂工作，我有时间就去那儿玩。她头上的运动式短发就是我替她剪的，当时这种发型很时髦。我要去新疆结婚了，她买了一个镜子和一个肥皂盒送我。

去新疆动身时，我是和同学伍爱珍一起走的。她早几年就和其姐姐去过新疆了，那时她才16岁，在新疆找了个上海支边青年结了婚，回老家来生孩子的。孩子已经有几岁了，她将孩子放在娘家带。我们正好同路去新疆。

从南县到新疆足有万里之遥。那时我一点也没觉得难，总有一种放飞的感觉，从此我便永远地告别我父母亲那个不安静的家了，再也听不到妈妈时不时骂人的声音。本来在家就很少见到父亲的身影，这次永远地更难见到了，想起来免不了一阵忧。无论他们待我如何，父母亲的血缘关系是终究改变不了的，离别了还是想念的。

首先我和伍爱珍乘船到的华容，在她大姐姐家住了一晚上，又坐船到岳阳。一路上我跟着她，什么买票之事全是她去办的，她在外面跑过，有经验。我帮着看行李，俩人同行还是比较方便的，坐下来有人说话也不寂寞。

岳阳坐火车到郑州转车。我们在岳阳买的火车票是到乌鲁木齐的通票，票价五十多元。后来到郑州车站后要去签票转车，还得加快，加快费也只有几元钱，总共车费也就六十来元钱。到乌鲁木齐路上要十来天时间。在乌鲁木齐我们住旅社，在那里停顿了两天。我就象到了外国似的，什么音乐、人们的穿戴五彩缤纷，语言也是叽哩哇啦地难得听懂，吃的羊肉食品，伍爱珍闻了就恶心，可我什么都能吃，没有一点不适应。

在乌市我和伍爱珍分了路，她把我送到去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和静县的汽车上。汽车一路上经过火焰山，大坂城，戈壁荒野，奔跑了两天两夜才到达和静县，我的爱人来此接到了我。对那里的戈壁我也很喜欢。

和静县到哈木胡堤农场还有十几里地。宽阔的戈壁路跑汽车还是蛮适合的，一种上看到有步行的各族人们，还有维吾尔族人赶的毛驴车，车上还系了一个铃铛，车跑时发出叮当叮当好听的声音。快到农场时，他的熟人们问：“这是你的洋缸子吗？”一阵嬉笑声，我问他：“洋缸子是什么意思呀？”他说就是老婆的维语，我听了很生气。“洋缸子”好难听的话，我认为这是多么的粗俗。我感觉不好。

到了农场场部，他将我安顿在好朋友家里休息。他自己没有单独的住屋，是和三个同事单身汉合住的一间不足十平米大的屋，他只好将我安丰在好朋友老曾的家中了。老曾家全是东北人，他们说话很好听，是标准的普通话。他家人口很多，上有老母亲正盘腿坐在炕上，有比他小十岁的漂亮妻子，以后我叫她为玉珍姐。下面有三个女儿和一个才一岁多的儿子，个个长得好看。我的到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一家老小很欢迎我。

东北人做的面食很好吃。新疆的十月是很寒冷季节到了，屋内有火墙，还有热炕坐，觉得挺暖和的。他们特地为我支撑了一张小床，舒舒服服睡了一个好觉。

结婚前我在玉珍姐家住了二十多天，我学会了包饺子、做面条和其它面食。

他向农场要房子没要到，他和几个单身汉同住的那间小屋让朋友们腾了出来，架了一张破旧的单人床，再在床边上另外加了两块木板作为我们的婚床。

有的时候他把我带到他住在北干渠边上的那所小房子里，看看真寒酸，床上只有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他说还是在读大学时学校里发的被子。床的旁边有一个本色木板做成的箱子，足有一米长，50公分宽，80公分高，打开木箱看，只有几件旧衣服在箱底。当时还有爱人的大学同学，也是现在的好朋友 ，住在一间屋子里的罗林。罗林问我看了此情此景有什么想法，我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不爱财，能随遇而安，要的是爱人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

定了十一月25日那天我们举行婚礼。他的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好朋友们凑钱给我们这个新家买来炊具、水桶、碗筷，玉珍姐还送来了一套被里子、面子。我们去市场商店买了一床线质的垫单。幸好我从老家带来了一床新被子，这样也算是个象样的新家了。

结婚那天，爱人去队里买来一只重150斤肥羊宰了，办了三桌酒席，我觉得很热闹。当天晚上四川人罗林还独自跳起了藏族舞，唱了蒙古族的“从草原到北京”的赞歌，完了还吹口琴曲“莫斯科郊外的夜”等等，那也不亚于现今的“帕的”啊！

夜已很深了，有另一个朋友好心地告诉我，小心床上有暗器。等他们散尽后，我用手在床上四处摸摸，真的有东西，是图钉。这是北方人闹婚想的招术，让人哭笑不得。

结婚那一晚，我们说了好多各自的家庭和经历。我说到伤心处就想哭，他就安慰我说以后我们相互体贴和照顾，就是苦也会感到甜的。他还告诉我，他在中学时曾经和邻居的姑娘相好过。那位姑娘出身也不好，是地主，他俩也好了几年，待我爱人到新疆来上大学后，和她书信往来，那时候我爱人在大学每月发的津贴省下来寄给她用，可后来因姑娘也到了贵阳去上大学了，那位姑娘在大学时与另一个大学生相好了，她就狠心地与我爱人写来信断交。当时我爱人感到莫大伤害，在自己的书上都写上恨她的名字。爱人告诉我以后有时间可以翻他保存的所有信件看。他还有一些中外小说。

初到哈木胡堤，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我们小小的屋子也经常人朋友来坐坐，有江苏人蔡和，陕西人陈启明，四川人罗林，任小贤夫妇，甘肃人代文元夫妇，还有卢林生，上海人李医生，浙江人江根友，湖南老乡谢生贵、彭泽友，苏州人王玉珠，东北人刘波，湖北人消会计，耷子，河南人……数不胜数。我们小小的屋子，已是“门庭若市”。

爱人的朋友大多是未成家的，他们时常到我家来闲谈或用餐，做饭时大家齐动手，四川人卢林生很会做馒头，浙江人江根友就很会炸油条、麻花之类的油货。最不能干的要数徐州人蔡和了，他戴付眼镜，个子很高，他不会做饭就只有烧火了。那时我们的灶是土砖砌成的柴禾灶，很有气势。我们就象一个小集体，大家就如同兄弟姐妹，在一起过得快乐极了。

没柴禾烧了，爱人和他的那几个朋友借来一辆毛驴车，每次我们去三、四个人，赶着毛驴车到北面山脚下（天山）的戈壁滩上打柴。从屋门口出发到能打到柴禾的戈壁滩上有七、八里路远，一路上我们就象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有唱有笑的，很好玩的。茫茫戈壁跑出去很远时四处见不到人影，我们可以放声高歌，疯得要死，好过瘾的。

新疆的冬天很寒冷，有零下三、四十度。那时我年青身体好，还挺得住，屋内没有火墙与火炉，放在屋内的一桶水都结起了厚厚的一层冰。晚上窝在床上，白天我就去那些朋友家玩。一天也就打发了。

冬去春来，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哈木胡堤农场已两年了。农场场部成了工作队的据点，每天都有政治学习，干部家属也组织了起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工作队的一个女同志叫王长俞的，我称她为王大姐。王大姐看我年轻有朝气，便让我带领家属学习政治。我们还排练文娱节目搞宣传，每日的活动紧张有序。工作队的王大姐问及我迁移户口和粮食关系迁到哈木胡堤来了没有，我说没有，她说：“你赶快把户粮关系转来，农场要办子弟学校，你适合当老师。”

回到家里，我把王大姐的话告诉爱人，爱人说：“当孩子头有什么好，还不如搞农业劳动自由。”我听了爱人的话，信以为真。那时候我很信任爱人的话。

社教工作队在农场搞了近两年的政治运动。江苏支边青年来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了，他们中最小的才16岁，大的有二十岁，有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年青活泼，来到农场后，朝气蓬勃，搞文艺演出。刚开始来他们也觉得农场什么都新鲜，对各种事物也好奇，看见马就想骑，有人初次骑马还被摔下来，有的人甚至还摔断了胳膊腿的。

谁知这快乐的日子没有过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1966年的秋天，人们的神色开始紧张起来，出门闲逛的人也少了，人们彼此说话的声音也变小了。

我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会怎样，照常外出到别人家里玩。有的时候和爱人同去放牧人的帐篷作客，在场部的北干渠南面的碱滩上放牧。那儿有一些红柳树，还有中草药锁阳，我象孩子似的兴奋地在广阔地碱滩上跳来跳去的玩。爱人说我要小心点，别摔跤了。他总是那么老成，没有一点青年人的朝气。

后来我才知道，从六四年开始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就被受审了，不让坐在办公室，要他下连队到牧群中去，所以他时常穿梭于牧民的帐篷中。放牧的牧民们大多是蒙古族人，那些牧民们看起来粗俗，实际上他们也有很多礼节。进门就会问：“善班搭？”（意思是你好），热喷喷地奶茶随即就端上来了。桌子上有油饼、糖果等招待客人。他们和来客也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离开了蒙古包便问爱人说了些什么，爱人说你听得多就知道了，现在告诉我也记不得的，他说他就是听得多了才慢慢懂得和会说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是很激烈，我也不怎么关心，总是和邻居四川人去水渠里抓鱼和拔野菜，很好玩的。我从小生活在城里，根本没下过水去抓什么鱼。第一次下水时觉得凉嗖嗖的。新疆夏天的凉水也刺骨。我学着她们的样子在水里走来走去地用手到水下抓鱼，根本抓不着。她们说要在水的边上靠近泥土的地方摸，鱼一般都会靠边游或是躲在泥洞里。我真的到边上去摸，手触到了鱼，我不但没抓反而吓得将手缩了回来，还心惊肉跳的。看看她们那些人都抓到了鱼，而我一个也没抓到，鼓足了勇气一定要抓到它们，手又朝另外的泥洞里去摸，摸到了狠抓，终于抓紧了一条鱼。后来接二连三地抓了好多条。从那以后经常和邻居们去抓鱼来做菜吃。

不过，新疆水里的活鱼没有我们家乡的味好，他们说可能是水质的原因吧。哈木胡堤农场就在天山脚下，不过几十里路远，那儿一年四季只下几次小雨，每次的雨水下来连地都打不湿。哪儿来的水渠啊，是夏天热的时候，天山的雪融化了从开都河流下来的，到冬天就结成了厚厚的冰。北干渠的水结成了冰后，上面可以跑汽车呢。可想而知，新疆气候的寒冷，是那种干燥的冷，但每天都有阳光普照大地，倒也觉得不怎么冷。最有意思的是在新疆的上午十点，而在内地还只有上午的8点。所以在新疆要到上午十点以后，人们才陆续从家里走出来。一般外面很少见到人，到农地里干活的人似乎也是懒洋洋的，不像内地的农民们那么辛苦。新疆的农工们穿着皮鞋下地搞劳动，这在内地看来，简直不可信的事吧。

有的时候，爱人高兴了还带我到屋前的北干渠冰上去学滑冰。他有一双冰鞋，他滑冰还滑得挺好。我开始学滑冰时穿上那冰鞋后连站都站不稳。不过，滑倒几次后慢慢地也能站起来了，只要能站稳了，滑起来掌握好身体的平衡，自然就不会再倒了。在冰上玩久了，还会全身发热，不过，感觉真好。

平时我一个人在家时也喜欢独自坐在家中看书，后来让爱人给我买来一头小猪。我喜欢那种田园农家妇女的生活，每天到外面地里去，拔来猪草喂猪。新疆喂猪真好玩，拔来的草丢进猪圈，它就会大口大口地吃这种不用煮的野菜，口渴了就喂生水。在新疆喂猪不象内地养猪要关在屋子里，就在外面挖一个一米高和见方的坑就行了，猪圈底要挖得一边高一边矮，猪自会在高的一边睡和吃，拉屎拉尿在低的一边方便。猪也挺有灵性的。

我们还在猪圈的另一边挖了一个菜窖，到了冬天用来储存蔬菜。新疆的冬季很长，从头一年的九月底，地头的菜都收光了，那时人们就要买大量的蔬菜储存到地窖里。储存的蔬菜要能吃到来年的五月份。新疆的六月份才有韭菜上市。新疆的十月份就开始冰冻了，到来年的三月底、四月份才开始陆续解冻，五月份才能开始农作。所以新疆的七、八、九三个月是蔬果的黄金季节。

后来，我也学着邻居们又养了几只鸡。只要你精心地喂它们，长得挺快，小鸡买到家里只要好好地喂上六个月，它就会下蛋。我喂了三只白色羽毛的洋母鸡，有的时候光听到它们咯咯嗒地叫，鸡窝里没有蛋，让人感到奇怪。有一次我就注意母鸡喜欢去的地方，它经常爱到门前的渠边上一大堆草里钻进钻出，听到它叫后，我赶紧走到草堆跟前，用手扒开草，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白花花的蛋，让人好喜欢。从那以后我也学着邻居们的，每天早上将笼子打开时抓住鸡，摸它的屁股，摸到有蛋就不放它出来了，让它下完后才放出来。可是鸡也是下惯了野蛋，关在笼里一天都不下蛋，一旦放出去，它就跑到草堆里下了。别看这鸡也是挺有性格的。

喂鸡又喂猪，我的生活过得挺丰富，觉得蛮有意思，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搞得人心紧张。有次我家的猪从圈里跳出来了，它就象从牢里光出来似的四处乱窜，被造反派几个人看见，他们便用手中的长矛去刺射猪，差点射中，好在它又跑回了家，仍让它下猪圈。不久我们就将这头正在长膘的猪宰了。文革期间养牲畜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让造反派抓住，自然是要铲除了。

我们将宰了的猪，将肥肉炸了油，瘦肉用盐腌好后就用盆装了放在床底下。屋子太小没处放东西。将猪头和油渣子就放在菜窖里。那天夜里我们睡到半夜听到屋外有动静，似乎像有人在我家房子周围来回走动。到天明时，到屋外看见地上好多脚印。因新疆土地干燥，灰尘很厚，先一天我们将屋子周围都打扫干净了的，所以有人来过就会很轻易地发现地上的脚印。再看地窖的门也被人打开了，爱人进地窖看，盆子里装的猪油渣也让人挖去了一半。我们觉得可笑，想吃油渣何必来偷呢，说一声我们也会给的。

我们正在疑惑，来了一帮子人闯进我们家里，故意将毛主席在陕北的那张铁皮子印刷的掛像取了下来，扔在地上，污陷说是我爱人弄的，说他是反革命，当即将我爱人抓走了。那帮所谓的造反派还四处乱翻，没找到有用之物便离开了。我不知所措，心有余悸地等待着爱人归来。

后来没多久爱人就回来了。从此他的生活便开始不得安宁了。他的工作安排下最基层，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地骑着马儿奔驰在天山脚下的蒙古包之间，他也从此和少数民族牧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样一来就苦坏了我，我经常一个人呆在家里。

爱人怕我呆在家里寂寞，就嘱咐他的朋友们经常来家玩，我们在一起过的也还愉快，可是到了晚上我一个人就很害怕。下午五点钟我就早早地将门关好，并用什物抵着，害怕有人来袭击。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才敢开门。那种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般艰难。

爱人时常半夜三更从山上回来，他的到来我才得以心安，真不想他离开，可是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我不敢说出来。他住一天两的就又得上山去，有的时候还会去十天半月的，我一个人有时候还跑到北面天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去看远方，看见远方的一个小黑点慢慢扩大，我心跳不已，以为是爱人回来了，谁料到能看清马上坐的人不是爱人时，我心灰意冷地，只好回家。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了好多年。

一九六七年仲夏，我生下了一个胖儿子。爱人在家呆了几天，他高兴地抱起儿子到屋外去说话。那年我爱人正好三十一岁了，儿子那好看的小模样给我爱人带来无穷的愉悦，他忘掉了奔波的辛劳，大部分时间喜欢抱着儿子说话。儿子象个小精灵似的转动着大眼睛，也似乎晓得爸爸在和他说话，不哭不闹，很乖的。

生下了儿子感到整个人好轻松，象是放下一个大包袱，在床上躺了一天就下床活动，好多事情都是自己来料理。本来屋里就两个大人，我不自己照顾自己还会有谁来呢。爱人也没有专门为我生孩子而请假，他照常干他的工作，那一个月正好畜群从小山下来，准备着要去大山的夏草场去放牧。那些牧民的蒙古包也安扎在北干渠南面的碱滩上，爱人每天就到这些蒙古包附近的畜群中去工作。

生下孩子后觉得腹内很空，一日三餐就似乎姗姗来迟般让我难熬。那个年代的产妇没有什么特殊照顾，更没有什么营养可吃，除了面条还是面条。我爱人生长在农村，也曾经是个受苦之人，他也不会心疼人和照顾产妇，一味地说一日三餐吃饱就可以了，所以他吃什么我也就吃的是什么了。整个月子我仅仅吃了一只我未生孩子前花2元买来的病鸡，那时候我天天有面条吃也算是很好了，因为那年月农场给人们的定量口粮只有20%的白面（白面就是细粮），而80%的口粮则是玉米粉粗粮。要吃细粮也就只有用粗粮去少数民族家里换细粮来吃，这样一来数量少了就更不够吃了（两斤粗粮换一斤细粮）。少数民族认为粗粮饱肚子些，所以喜欢汉人们找他们换粮食。而我们就更觉得粮食缺了，本来我的户粮也未迁过来，吃爱人一个人的计划粮已经就很少了，所以粮食越少就觉得越吃不饱。我生了孩子后又特别能吃，没有丁点油水的白水面条我都可以吃一大盆（那种小脸盆似的）。爱人说我太能吃了，他就不知道能吃才会身体好，奶水也多。以后他就买来红糖和那种干干的饼干来让我用红糖水泡了来充饥。月子里吃了大概有十几个鸡蛋。如果有鸡蛋吃，我想十个一餐也不为多，而爱人却说吃多了人体也吸收不了。尽管他如此说，而他也从未买过鸡蛋来煮了给我吃，只是别人送的二十几个蛋，还煮了些红蛋送别人。那时我家自己的鸡也早没了（文革期间不准喂养了）。

好在我这个人命贱，人不照应天照应，就是吃白水面条和红糖水泡饼干也还奶水充足，孩子养得白白胖胖。儿子不到三十天就会笑，他的瞌睡不多，白天总爱睁着眼睛看人和物。我守着儿子觉得时间也好打发，爱人三天两头地在外跑也习以为常。我生孩子刚满月，爱人就随畜群上大山的夏牧场去了，一去就是三个月，到九月份才回来。

邻居四川人秦泽伟替我用拇指粗细的钢条做了两个一米长的圆圈，然后用粗绳子织成网将两个圆圈分上下地隔开，再在上面的圆圈上四方用绳子吊起来挂在屋子中央，这就是给我儿子的摇篮。我还为它做了个小蚊帐将四周围起来，让儿子睡在摇篮里悠哉游哉。他不睡觉时我就坐在摇篮边做针线活，如果他想睡了我就将摇篮轻轻一推，晃晃荡荡几下儿子就睡着了。

没生儿子之前，我就与邻居四川人任小贤学做针线活。她很耐烦地教我，在她那里我学会了做小孩衣物等，所以儿子生下来就有衣物穿，全都是用旧衣服改的。四川人说小孩子要旧的，旧布柔软，等孩子大些了再做新的。以后我儿子照像穿的衣裤鞋全是我自己一手做的，从未买过现成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小孩衣服买。农场离县城十几里地，买什么也不是很方便的，只有自己动手做了。毛主席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并且我也很喜欢什么事自己学着做的好，不用求人。我想的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没有做不来之事。所以我自己带着儿子，没有闲工夫，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见到我的那些朋友们都说我生了孩子后不但没养胖反而瘦了，是怎么搞的。他们哪里晓得我生了孩子后不但没半点营养品吃，反而还要做很多事，睡眠也不好。孩子夜里醒来我得陪他玩，他吃得多，尿尿也多，一晚上要起来换好几次尿布。爱人不在家的日子又多，这样的生活我会养得好吗。好在婚前我能吃能睡，身体有好的底子，否则我真的会病倒。

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非常激烈，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谈论着形势。爱人的那些朋友，除了几个铁杆的有来往外，其他人就很少见面了，人们似乎神经兮兮的，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很快我从爱人那里知道，包括爱人在内的一伙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他们中大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大学生，技术员，复员军队干部和调来的人。从此来往密切的朋友也只好各自为政了。但有四川人罗林、甘肃人代文元和我爱人仍不间断地来往，当时我听他们讲什么红卫兵怎么怎么了，中央有谁给揪出来了，最大的走资派如何如何了，我在一旁好奇地听着他们谈论，就像电影中那些地下党在进行地下活动似的紧张而有意思，并不觉得害怕。四川人罗林说他好一篇稿子，让我用蜡纸刻出来，他拿去油印很多份，然后分发出去，就如同电影里那些革命党人发传单一样的情形。我也参与进去了，也从未想过这样做结果会怎样，只觉得他们都是有志气的知识分子，不会干出反党反人民的蠢事，迫于形势与那些贼喊捉贼的所谓领导们对着干罢了。

住在我家隔壁的近邻又一户四川人彭惠英夫妇在当时是个保皇派，当时的农场书记是一个从国民军队起义过来的四川人，彭惠英看到当时农场书记还在“跑红”，这些被划在“反革命分子”圈里的人都是与农场书记曾有过小过节的人，他们就以为当“保皇派”是很正确的了，所以就从那以后与我们划界限了，四处放风我们如何地坏，并监视我们的言行，抓到一根稻草就去红人面前通风报信和献宝。他们还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同志来对待他们要打击的对象，手持棍棒，虎视眈眈地。

我那时抱着儿子到朋友家去玩，看到外面的情形，不敢冒然外出，只好等到将要天黑时才匆匆跑回自己家去，将门关紧，再也不敢出去，晚上去茅房都害怕。那种日子过得胆战心惊。

爱人在运动期间他无所顾及，仍然穿梭于蒙古包牧民与农场之间。那些少数民族牧民待他如亲人，每次他去蒙古包，牧民们都会拿出最干净的被褥给他盖，拿出最好吃的馍馍、油条、油饼和奶香茶来招待他，视他为上等客人。他去牧民中也从来没有大学生的架子，穿的翻羊皮衣，本来人就长得黑，不知道的人见了他还以为他就是个少数民族牧民哩。所以他的外表被广大牧民们喜欢，也让牧民们更亲近他。他每次去蒙古包都会住上几天甚至半个月，我们这个小家倒成了他的旅馆了，住家的时日少之又少，一年365天，最多也就在家60天都不足了。大家可想而知我的日子就是母子俩的空间。

我每天不厌其烦地和儿子说笑，嘴里在与儿子说话，手中也不会闲着地制作小儿衣物。我也自得其乐，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儿子刚满月时就会哑哑地笑，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我给他唱歌，用手势使他的双眼随着转动。他不哭不闹，三个多月就长得白胖白胖的。他那么小就很干净，从不在床上拉屎，我每天按时端他尿尿，这样一来，他养成了好习惯，喂奶也是限时限量，所以他成长比较顺利。

儿子半岁大的时候，他开始哭奶吃不饱了，我发现自己的奶水大大减少了，整个人也打不起精神，总觉得肚子里鼓鼓胀胀的，象消化不良似的，吃什么也不觉有味，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怪病了。儿子一天天变得爱哭闹了，我也觉得很心烦。儿子每天吃奶时吸不到充足的奶水时就会咬奶头，我痛得直想打他。从那时开始我变得暴燥了。当爱人看到此情此景时并不理会我，还说我不给儿子吃奶，说我心狠，我说没奶可吃了，奶被儿子吸得清痛清痛的，好像奶头肉都要裂开似的那种痛。男人不理解的。我们开始吵架，他说我心狠，不给儿子奶吃，我说他太不体谅人，全然不知妻子的痛苦，也不说让我去看看医生，查找一下原因。我们两人没有太多的争吵，双方以生闷气而沉默。他为了哄儿子不哭，就用白糖水来喂儿子，儿子还是哭，后来就去买炼乳来给儿子吃，那种两元多一盒的炼乳，儿子两天吃完还不觉饱，还吵闹得很，这中间只好蒸鸡蛋来喂儿子，另外还喂白糖水。文革期间物质紧张，后来炼乳也买不到了，就去买藕粉用开水冲了来喂儿子。吃了一段时间，儿子的肚子吃坏了，从此儿子开始拉肚子，身体变得越来越瘦。他不像半岁前那么乖了，成天地哭闹，我也难受的不得了。朋友们见到我这个样子就说要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得了什么病。后来我去了几个医院，都怀疑我是有身孕了，但说不好有几个月了，最后到军队医院一个妇产科的男医生才检查说我已怀孕好几个月了。这下才晓得了没有了奶水的原因。

我想打掉怀的孩子，但医生说不行了，孩子已经很大了，轻易打胎会出危险。那年代的医疗技术也不是很好的。我也只好认命了。

儿子才几个月大，又有了第二个，每天我得背着儿子做家务，放下来儿子他就会哭。背在背上他还是很乖的，一直背他到我生第二个孩子，儿子还不会走路。没奶吃的孩子也确实可怜，吃不上我的奶后，吃其他什么食物似乎都填不饱他的肚子，不抱他他就会哭，听久了让我很难受，只得终日抱着或背着他。他吃了藕粉后开始肠胃不好了，就更麻烦，腿也没劲。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文革运动又在激烈地进行着，动荡不安得很。

就在那一年，爱人骑的那匹马被别人打死了。他们主要是想陷害我爱人，让别人故意先打死了，第二天早上来报信，爱人不惊不慌地去死马现场，他请来领导和其他兽医，当场解剖，马的后腿粉碎性骨折，此马胃里没有任何药物残渣，明明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别人想污陷爱人自己用药毒死公家的马之说法彻底不攻自破了。主要是想让爱人赔，那匹马当时价值要两百多，要我爱人三个月的工资啊。幸好爱人当时有脑筋，当场解剖后才释疑而了之。那种小人什么年代都有啊。此计不成，他们又在酝酿着新的整人的计谋。

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眼看着即将临盆，我便在自家屋后挖茅房，别人见了就说挖不得，西北人说大肚子女人不能使锄挖坑，怕在生孩子时难产，我不管这些迷信说法，依然我故。

就在此时，住隔壁的四川人彭惠英抡起铲子上到我住的屋顶上，用铲子狠挖房顶。我看她挖，也奈何不了她。她人高马大的，又是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劲大得很，她一边挖嘴里还一边唠叨叨着什么：“让你住不成，修这房子有她后老公的份。”她就是想让我们住不成，要赶走我们，以后她好霸占这间房子。看看屋顶上挖穿了，并且有几个洞，别人劝我们搬住算了，眼看要生孩子了，不要与人争。当时我也根本不会吵架，只会自己生气，埋怨自己爱人没用，因当时爱人是“反革命集团”的一员，没有人来帮我们说话，只会暗中急。

当天就去找了一间破房子来住。那是间危房，早就没人住了的。我们搬了房子的第二天上午七时，我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她是个胖乎乎的女儿。她的右耳朵上还有个小缺，有人说这是在我生她前用锄去挖坑所造成的。我觉得好笑。

第二个孩子生下后，我儿子更可怜了，他爸爸成天照样在外跑，只是没上山去蒙古包了，在场部附近的牧群中跑。儿子不会走路，只能摇摇晃晃扶着床沿移，一不小心还会摔跤，要大小便时自己也不会下蹲，还得我来端他。生了孩子的我虚弱得很，我去端儿子的尿时，自己的尿水也给憋出来了。有什么办法呢，没人来照顾我的，只有自己照顾自己，还得照顾两个孩子。他俩兄妹年岁只相差一岁零十天，那真的是大的不能走，小的要抱，大哭小叫地围绕着我整个月子，我能休养得好吗？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季。

熬过了大月（生孩子后满大月好像是五十天吧），听爱人说农场运动正值高潮，动荡不安得很，他又不能在家照顾我母子女三人，他的工作仍然是在山上跑，为了我们的安全，他要将我母子三人送回老家去。

我们从新疆回到故里有万里之遥，一路行程将近半个月，亲身感受到了各地都是在水深火热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并且内地比边疆更激烈。回到家中听父亲说家乡的事更是紧张，叫人惶恐不安。闹派性特别厉害，还时时要口述毛主席语录，人们都不敢在街上走，让造反派遇见了就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高声念毛主席语录，说不出还会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去关起来，如果你的出身是贫下中农还好，否则就会给你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还会给你戴上高帽子，在你胸前挂上一个白纸黑字的牌子，写上“反革命”或“坏分子”，让你游街，莫名其妙地整你一顿，你也无处诉说，没道理可讲的，只能自认倒霉。

我们刚回家的那天晚上，就有几个凶巴巴的造反派到我们住的楼上来说要查户口。当时我们都睡了，全把我们叫起来。幸好爱人带了工作证和探亲的证明。我们是没有事了，而他们却不甘心，还是将父亲押走了。我当时问他们是什么理由要抓我的父亲，有个矮子凶狠狠地说：“你说什么？连你也抓走！”父亲对我说，要我不讲什么，让他去就是了，当时我为此很生气，没一点事就抓人，这与日本鬼子进村乱抓、乱抢、乱杀有何区别，可到哪里讲理？

动乱年月，造反派以抓人、整人为战绩，连文盲都在充英雄。我憎恶那个世界，靠这种打、砸、抢的邪风只会让社会倒退，心想总会有那么一天让我们扬眉吐气的。

父亲被带走几天后还是放了回来，而我爱人到乡下去看望他姑妈的期间，曾也被当地的造反派抓走关了一夜。现在回想起来，那年月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久我爱人独自返疆了，我带着一儿一女住在了娘家。

一九六九年九月份爱人回来接我们重回新疆。全国仍处在水深火热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红卫兵充斥着各个机关，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那时候红卫兵乘火车都不掏钱的，他们横冲直撞各大城市，进行着免费旅游。那些红卫兵真是过足ihe了。

我们一家四口人回到哈木胡堤后被安排在兽医站的旧房子里住，只有十几平米大小。反正我们过惯了这种被虐待的日子，有一间屋子装着就行。

爱人安顿好我们，他仍然四处流动搞本职工作，家里我守着两个孩子，每天除了干家务外，也到屋外与邻舍们谈天论地。我住的那一排屋子共有四户人家，西头第一家是山东人曹会计家，他母亲六、七十岁了，小脚奶奶，她很泼辣的，但为人正直，我与她关系还算好。西头第二家和第三家都是江苏人。第二家男主人叫余立民，是江苏农校毕业的中专生，其妻是农村妇女，信也写不来的。第三家男主人叫徐光荣，和余立民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其妻是江苏支边青年，她可是个不错的高中生，来自中等城市的，她与第二家的女人迥然不同，很有气质的。

我们作邻居没多久，就听说第二家的余立民要整第三家的徐光荣了。费尽心机地找了一些所谓的罪名，将徐光荣抓了起来。徐光荣本来人就比较老实些，余立民从外表看来就不是个正派人。从那以后我也莫名其妙地不想与余立民的家人来往了，看见他们就有一种厌恶感，尤其看到他连自己的同学都要害，就再也不想理他们。这样一来余立民的矛头又狠狠地指向我爱人，因我爱人本科学历高于他，他想踩着一根红线往上爬，又感到自己文化低于别人，就只要将比他文凭高的人狠踩下去，他自己才会得逞。故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余立民的老婆也在一旁起劲，阳奉阴违，可是善良正直的人还是远离他们一家，都躲着他们。他一家人还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得哩。

我们玩得好的朋友，有一个叫赵志的东北人，他是哈木胡堤的副场长，家庭成分是地主，听说他父亲在五十年代初被政府枪毙了的。他自己参过军，当了人民解放军，是从军队转业到农场的。就因为父亲的原因，让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似的，他也就被抓了关着，让他写检查，还批斗他。以他为首，将与他经常在一块玩的这些知识分子划为反革命集团，他是头头，我爱人是被封为其集团的卫生部长哩，因我爱人的工作性质不同，老在外面跑，有个风吹草动地也找我爱人不着，再说爱人与少数民族牧民的关系很好，那些整别人的人也不敢贸然去蒙古包抓人。爱人每次从山上回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半夜三更到家，所以爱人还是从未受过皮肉之苦。

住西边的山东奶奶告诉我们，三连的肖会计让人给揪斗了，没几天他就投河自尽了。还有粮库的吴XX也给关了起来，说是有经济问题。平时吴XX也是个讨人厌的，我们吃的口粮都在他那儿领，他要短斤少两的，态度也很不好，所以人们都说这个人抓得好。后来又听说吴XX被斗得厉害，夜里让造反派给活活打死了，用绳子又将他挂在树上，说是他自寻短路，草菅人命。

我虽然不像往年那么爱串门了，带着两个孩子也容不得我走远，只在附近人家走动。西头的山东奶奶消息也挺灵通，时常可以从她那里知道一些农场发生的事。后来听说农场一把手也被揪了出来。这个一把手就是农场的书记，他叫姜子孝，是个四川籍的国民党老兵起义过来的人，没有什么文化，他的老婆是新疆人，长得白净漂亮，略晓一点文字，爱占点小便宜，因此而让一些正派人士讨厌她，说姜就特别听老婆的话，说他老婆指东他就不敢往西的。这次被揪出来，也就有人会拿他来出气了。

我爱人他们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也非常恨姜，当初是姜指使下面的保皇派来陷害无辜的，谁料他自己也让人抓了辫子，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了。有一天我看见有人用绳子将姜的双手捆在背后，那个人牵着绳子在姜的后面，手里还拿着一根小木棍，嘴里一边喊：“快跑，快跑。”姜跑得慢了，后面牵绳子的人还会扬棍打姜几下，只见姜跑的满头大汗，他那胖乎乎的身体眼看着支持不住了，我们见了又气又好笑，心想害别人的人也有今天的下场。

山东奶奶说这是要押姜到场部去开他的批斗会，我们大家都去看。

我带着子女们也去了场部的批斗会现场。只见那儿坐满了人，足有一万人吧。斗争台上扎了一把太阳伞似的东西，伞边周围掉着五颜六色的纸条子，人们说这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不一会有人押着姜子孝上台了，将姜放在了这个保护伞下，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开始了。首先是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宣讲姜的罪证，然后是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看见台下的坐席中有原先保姜的铁杆保皇派彭惠英两口子，彭惠英还捡石子砸向姜子孝来表现她爱憎分明的立场。当时站在保护伞下的姜子孝已经是大汗淋漓，双腿战战兢兢，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以前保他的铁杆也会向他扔石头啊。可悲，真正是权倒如山倒。

农场的一把手、二把手都揪了出来，没了主持人，以后上级就派来了军宣队，毛主席讲过“枪杆子里出政权”么，所以就让军人来掌握红色政权。派下来的军人我们统称他们为军宣队，每个连队都有那么几个军宣队的人，带领群众搞政治学习，搞运动，还在不停地查人、整人，提倡检举揭发和自首。

我爱人的工作性质不同于坐办公室的人，经常往返于蒙古包之间，还要在牧民家中吃住，这样一来他就有多吃多占的嫌疑了。有人检举揭发他，后来还让他赔退，七算八算退赔了三十几元钱。那时爱人的工作范围在牧业连。牧业连是以放牧为主，放牧的牧民们只有夏天才从山上下来住几天后，又要转移到大山的夏草场去放牧，他们的家也随着畜群转移而转移。所以他们只能住蒙古包，蒙古包搬家方便，有三只骆驼就可以搬走全部家当。坐在高高大大的驼背上优哉游哉蛮有意思的。

一九七一年夏，牧群进入大山的巴音布洛克大草原，爱人当之无愧地要随着牧民们进山。他们跟着畜群慢慢地走，在没有风雨的日子里也要行走五、六天才能到达夏草场。一路上走的都是山间小道或戈壁滩，很累人的，并且还要身着冬装，山里面的空气就像冬天一样冷。

当他们走到半路上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雨，开都河水也猛涨了起来。爱人将自己的雨衣给了牧民穿，自己就在雨中淋。当他骑马淌河水要到对面的岸上去时，谁知大水冲了下来，将他的马冲倒了好远。他全身湿透了，竭尽全力才爬上岸。牧民们赶紧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上扎起了蒙古包。在蒙古包内架起了洋炉（火炉），我爱人进去烤干了衣物才能继续往山上走。那时的运动中汉族人是不会接近我爱人的，但蒙古族牧民对他很好，视他为兄弟，并不认为他是坏人。

上到大山去后，工作队的人不让我爱人与蒙古族牧民们接触，要他自己住，自己烧饭吃，搞什么隔离审查。气氛很紧张，而爱人心地坦荡，不以为然。

爱人在山上草原中遛马时，将自己戴的一块苏联手表取下和在一块没有草的空地上，去打马桩，回头就忘了取手表，竟自回到帐篷去了。快天黑时看表才发现表放在外面忘了取回。接着就去那块空地上找表，怎么也找不上了，那个地方别人去不了的，只有本连队的几个人。找不着表了，怪自己没记性。以后听别人说是余XX拿了那块表，他们有下山的人给我讲了，我鄙视这种小人，立马就找湖南老乡孟何生借了二百元钱，又给我爱人买了块上海表。

爱人在九月份下山时，半路上拾得一件孩子穿的羊皮袄，带了回来正好给儿子穿。他说上山时路上的场面很有意思的，羊群一路上走时，也有掉队的，那些瘦弱的羊走不了那么长的路，半路趴下了，因为一群羊有几百只，主人也不会知道丢了几只羊。那种无人烟的地方，时常有羊丢失的。也有牧民们家中的怀了孩子的女人在路途上生孩子的。那些蒙古族女人真苦，在马上发作了，知道要生孩子了，下马就会立即生下孩子，将孩子包好后又上马继续走路。

蒙古族男人很能喝的。领了工资，首先想到的是买酒。买来一瓶酒后就咕咚咕咚一口气将酒全部喝完，根本不象我们汉人那样慢条斯理的小口小口喝，还少不了下酒菜。他们蒙古族人之所以豪放，就是能喝酒。他们还好客，如果你不嫌弃他们，经常去他们家走动，他们会视你为亲人。

那个时候我爱人穿戴就是个蒙古人，黝黑的面庞，身着翻羊皮袄，脚蹬毡袜。与蒙古人打了几年交道，他会讲流利的蒙语。工作队的人在牧业连召开群众大会时，总要我爱人当翻译。每次开完会回家来时，爱人会告诉我一些蒙古族人自己说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的事，别人听不懂，他也会给那些朴实的蒙族人包涵一些，不会全部翻给汉人晓得。

有一个三十几岁的蒙古族女人，人长得蛮精录。她会讲汉话，在少数民族中她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可是有的人就看不惯，将她揪出来，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说她是个间谍，还说她作风不好，给她脖子上挂上一串破鞋，让她在各连队里游，说自己是“破鞋”（作风不好的人被称为破鞋）。把她整得够呛。后来听说她被整得实在受不了了而上吊死了。我为之可惜，她也应该处得上是个蒙族女人中的精英呀。

七零年夏，爱人随畜群到巴音布洛克的夏草场去时，被工宣队的搞什么隔离审查，我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肚子里又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了，吃水要跑到一公里外的北干渠去挑水。新疆装水的那种铁桶很沉，挑一担水足有七、八十斤重，我一个孕妇挑这么重的水很吃力。而且去挑水时，两个加起来才五岁的孩子放在家中我不放心，每次去挑水都是心急火燎的。我们吃的粮80%的玉米粉，也没有任何副食品可吃，每天啃玉米馍馍，让人心慌。可怜的孩子也跟着我过这种困苦的生活。

我知道爱人在山上的日子不好过后，毅然想到了回老家去，死也得走，在这里的这种日子迟早会难以支撑的。想好后便找到场部的女朋友华英。她是江苏徐州人，长得很漂亮，她说话声音很好听。我请她帮我想办法，在农场找去乌鲁木齐的便车。不几天终于有了车。当时我没跟爱人打招呼，再说他在大山里，无法通知他。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腆着个大肚子（当时已有七个月身孕了），还提了些衣物行李，匆匆忙忙上路了。

当时汽车抄近路，在农场的北面戈壁滩上跑，汽车又跑得快，颠簸很厉害。我两手还要抱紧孩子，坐在汽车后面的敞车厢里，另外还有十来个人，他们都说这样下去我会出问题。我自己也有些害怕了，这样颠下去万一早产了怎么办？这时汽车已跑出几十里路了，有好心人敲司机的车顶上了，求司机发善心让我到驾驶室坐。当时司机旁坐了一个男人，司机让他跟我换地方，那个男人很不情愿地爬上来了，让我下去坐驾驶室。当时我好感激啊。坐在驾驶室就如进了保险箱，安然无恙了。

汽车日夜兼程，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到了乌鲁木齐。车子停了下来，司机说到了，让我下来后急驶远去。我定心一看，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见不到火车站？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下来后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当时就急得我哭了，泪水止不住地流，流尽了泪水，我还得想办法找火车站啦。牵着两个孩子，挎着包往前走。看到一个民警，我便向他打听去火车站的方向，民警同志告诉我去火车站的方向后，我又带着孩子走，大约走了好几里路远才找到火车站。火车站人声鼎沸，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摆满了里里外外。首先去买好了票，我们便去饭馆吃些填肚子的食物，两个孩子很听话，随我回到火车站休息。

我们乘的车是乌鲁木齐到北京的这趟车，要到郑州后再向南转的。当时我带着两个孩子上车之后，就有一位讲北京话的女服务员看见我后，对我特别关心。她说我这么大肚子了还带着孩子往外跑，就不怕出事吗。我说这也是没办法，孩子他爸被整，我得回娘家生孩子。说是说，火车开动后，她每天要画车厢看我两次，问我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她会帮助我的。我打心眼里尊敬她。到底是北京来的人，硬是有种亲切感，这辈子我就遇见了一个她这样热心的服务员。

火车到郑州要吭哧吭哧地跑三天两夜。在郑州下车时，那位好心的北京女服务员牵着我的孩子下去后，还向郑州的服务员讲，要郑州的服务员关心我，我真的好感动。

郑州火车站好大好大，这儿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的火车都要经过此地。铁轨有多少条我数不清，只知道下车后要过很长很长的地道才能走到外面。郑州火车站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个最大的火车站。候车厅里挤满了人。我带着孩子首先到售票窗口去签字（要转车必须得签字），然后便到车站的对面小吃店里买吃的。郑州的小吃还是很多的，有油条、煎饼、面条、米饭……，我们看了都咂嘴，在新疆看不到这么些好吃的。我们填饱肚子后还是得去车站候车厅等着。到洗手间给孩子们洗了洗，我带着他兄妹俩便在空处铺上塑料布，让他例躺下，我坐守在旁边。记不得当时等了多久，才得以进站去准备上南下的车。当时的郑州火车站也有母婴候车室，但只是个摆设，我们母子三人仍得和人群同拥向进站口。好不容易进了站，跑过几十米长的天桥后才到我们要上去的火车面前。可是人太多了，也拥挤不堪，我害怕自己被挤出事，不敢凑近去挤。挤上车的人还没完全上得去，火车就起动了。站在车下我又一次哭了，两个孩子默默无声地看着我。擦干眼泪与孩子们就在站内坐下了，不打算再出站，心想我就在此等着，再看到有南下的车我得上去，不打算听任何人摆布了。

第二次上南下的车时，还是要过天桥。那天正好有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到我眼前，想替我抱一个孩子，减轻我重负。我担心他是个骗子，将孩子抢跑了，我追不上怎么办。所以只给他提行包，我自己仍然背一个抱一个跟在他后面走。这次有他在前面开路，我上了火车，但车厢内人很拥挤，我知道不会有座位的，就在上车的门口就地铺上塑料，我和孩子仨坐下不管了。后来有列车员见到此情景也没吭声，就这样一直坐到长沙下车。

在长沙下了火车后，我发现自己一双腿肿得硬棒棒的，脚面也肿了，这是几天来坐车累的。再说带孩子坐车，根本就没有我合眼的时候，现在这样子也不奇怪了。在车站呆了一会，我想到以前说过的，长沙湘春中路有一个本姓姑妈，在湘春中路开了个理发店，我便带着两孩子慢步找了去。还真让我给找到了。本姓姑妈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烧了热水我便给孩子们洗了个澡，然后我又带孩子到街上去逛，目的是要走消我那肿了的双腿。大约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终于看见双腿舒服了好些，回到姑妈处，吃过晚饭准备休息了。

姑妈见我这个大腹便便的样儿，她害怕我会在她家生下孩子，赶紧到河边的船码头替了买来明天的船票。我们休息了一夜，感到特别解乏，第二天黑早起床去赶船，姑妈还喊来一架板车，让孩子坐在车上去的船码头。

轮船走了一天一夜才到我妈妈家。那天我牵着俩孩子，肩上挎两个行包，路人见了都惊讶不已。听说我还是从万里之遥的新疆回来的，看着我笨重的身子，人们直摇头说：“艰难，艰难”，有的还跟着到我妈妈家来看。我妈妈见了也说不出来话了。

白天我像个正常人样在外面走，为的是怕难产。而到了夜里要上床睡觉时却跷不动双腿，要妈妈替我抱着腿放床上。一旦躺下了，连翻身都困难了，整个身子就像有千斤重。

妈妈看我这么沉重的身子怕出事，带我去城关医院妇产科检查。当时最有名气的妇产科医生刘七娭，是她给我做的检查，她说我怀的是双胞胎，我有些兴奋，心想这次吃亏值得，怪不得肚子大得吓人。

到了家后我们就像饿捞鬼似的能吃能喝，妈妈说要我少吃点，免得肚子里孩子长胖了难生下来，而父亲却说能吃就是好，吃得多才有劲生孩子。我不管父母亲怎样说，自己能吃便吃，亏了饮食的人就想一下子补上来。就这样吃了一个多月的饱饭饱菜。

在八月底的一天终于要生孩子了，不过，很危险。当时的接生婆可是个很有经验的老接生婆了，我生下孩子后血流不止，整个床上都是血水，接生婆吓得连说是怎么回事，她从未见过这种事情。她手忙脚乱地在我下身某处狠掐了一下才止住了血流。那次我真是一点力气也没了，就像死了一样躺在床上。如果不是在此狠吃了一个多月饱饭，很可能我这个人就没了。那次生我家老三真是吃了大亏（注：湖南话，吃力的意思 ）。

老三是个白胖白胖的女儿，父亲还说：“你看，到底还是回来后的孩子，湖南的水米养人，孩子白净的皮肤就验证了吧。”后来父亲为女儿起名叫南南，他说是湖南南县生的，留个记念吧。

我从新疆回来时，只有一百五十几元钱，到家就只剩下百来元钱了，生了孩子后我没拿钱出来买任何食物，妈妈有意见了，她成天嘴里嘀咕，我也不理，她就发脾气。一日三餐之外，她还得去上班，所以我坐月子也是要自己照顾自己，还要给孩子做衣物等，没钱去买就得自己做。妈妈不高兴了，也不给我洗衣物，没办法，我自己起床洗了。在那一个月里我和妈妈吵了几次。我写信到新疆，想让爱人寄点钱回来，可是爱人却只写来一封冷冰冰的信，无头也无尾，根本没有寄钱来的意思。

妈妈想我留下来，我不愿意，心想爱人正是在困难中，又在挨整，我不能捨下不管，还得要去新疆。手中虽然只有八十几元钱了，作路费是够了（当时火车票只要五十几元钱）。我生了孩子不到五十天，就准备起程返疆了。

当时三个孩子我一人是带不走了，看看妈妈比较喜欢老二，我就将老二留给了他们。揹着老三，牵着老大就上路了，给新疆的爱人发去电报，告知了我动身之日，他可估计着时间好接我。

从南县乘轮船到岳阳，在岳阳上火车，到了郑州再转去新疆的火车。因为和静属南疆（新疆南北以天山为界来划分的，天山以南为南疆），所以我们坐火车只到吐鲁番。下了火车后再转乘汽车。当时的交通不太方便，来往的旅客也不少，下了火车后得呆在吐鲁番过几天，汽车票不好买。我们在吐鲁番等了几天，后来我连买一张到焉耆的汽车票的钱都不够了，真急坏了我。我带着孩子在汽车站来回转了好久好久，就想不出好办法来，后来只得找司机讲好话，记得那是个江苏人司机，他替我补了几角钱（当时买一张车票就只差几毛钱了）才得以买到一张从吐鲁番到焉耆的汽车票。我连感激都说不出来了。如果不是那位好心的司机，我就会滞留在吐鲁番，结果也难以设想。汽车从吐鲁番出发，到托克逊就快天黑了，旅客们下车去找旅馆吃饭和住宿，而我母子三个没钱，下车去也没地方呆。新疆的十月份已是天寒地冻，外面北风呼啸，我身上穿的也单薄，主要也是怕孩子冻着，还不如就在汽车里坐一夜。司机知道我无钱下去住旅馆后，也不忍心叫我下车去，他关好门窗去了旅馆。车内留下了我们过夜。

又冷又饿的夜是很难熬的。可怜儿子也跟着我受罪，他也不叫喊，躺在怀里的三女儿也很乖，她虽含着奶水很少的奶头，似乎也知足了，不哭不闹的很安静，总算熬到了天明。

从旅馆里陆续走来的人们，上车见到我们，知道我们因没钱而未下车，有的好心人就拿馒头给儿子吃，我却只能咽口水。这样也觉得满足，感谢好心人没让儿子饿着。

从托克逊出发，汽车在茫茫戈壁上奔驰了十几个小时，傍晚时分到达了离和静还有六十里路的焉耆县。汽车到了车站才停下，车上的人们下去后都急忙去找饭店和旅社，我带着孩子不情愿地下了车，站在车站外面的路口上，不知所措。因天鸿宝业是无钱，我能去哪里呀，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东张西望无主张。这时我看到了希望。是他，我的爱人来了。这时我泪眼模糊了，等爱人走到跟前时我放声哭了，似有满腹委屈要往外倒，止不住地哭了好久。爱人还说：“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回去？”我不想再说什么，哭过了觉得舒畅了好多。爱人抱起儿子，带我们去饭馆用餐、住宿。这是我从家乡出行以来的安心的一夜。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哈木胡堤。家仍在场部附近的兽医站那间十几平米的黑屋子。

现在回想起那时候搞政治运动简直是乱糟糟的。人们说话都要小心谨慎。爱人的朋友到家来神神秘秘的告诉爱人，说中央有个大人物死在了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没几天广播上就公开了这条消息，是林彪带着夫人和儿子坐飞机叛逃去苏联时，飞机失事，在半路中炸死了。死有余辜。林彪就是当时政治运动中的罪魁祸首，他的死将给中国带来希望，起码就少了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上层人物了。

一九七二年我又要生第四个孩子了。当时爱人正去了牧业连，那天生孩子是在黄昏，家中除了儿子和老三外，我几乎六神无主了。肚子一阵阵地疼，没办法，到山东奶奶家诉说，山东奶奶连连安慰我：“别急别急，你心直口快，生孩子一定会顺利的。”山东奶奶又托人去找回了我爱人，爱人去请来了接生员。她是我们的好朋友，王丽珠是苏州人，性情温和，说话利爽，我生儿子时也是她来接生的。她来家没多会儿，我便生下了老四。又是个女儿，我高兴，爱人多想这次生的是个儿子，看看我喜欢女儿，他只好说女儿一个样好。

带四个孩子太累，我不想再要孩子了，那年正好北京的一个医疗队来疆搞巡回医疗，我们农场也来了一个小分队。主要有妇产科的医生，正好我去作了结扎绝育手术。爱人当时很不情愿的，他希望还有几个孩子。我太累了，几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带，再说他一人的工资也养活不了的。尽管在新疆那时不搞计划生育，新疆就是缺少人，但我也不能成为生孩子的机器呀。做了手术手，爱人也没给我任何营养食物，还是和平常人一样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更不幸的是在我生了孩子只三天去做的手术，他只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照料我，不到一个月我家就往牧业连搬。搬过去后，屋里比较潮，六口之家，也没有一个正正当当的床可睡，就在屋子的一边，在离墙1.5米的地方筑起一堵八十分分左右的围墙，然后用很多麦秸铺垫进去约八十公分高，上面铺一层棉布垫单，这就算是我们的大床了。我们进去睡的时候，铺的麦秸就压下去了，睡在上面倒也舒服软和，也不担心孩子会滚到外面去，有那八十公分的围墙堵着，睡得也很安心。

搬到牧业连没几天，发工资了。爱人说他请假照顾我七天，扣了他一月的半工资。为这事我气得病了一次。他这辈子就只请了那一回仅七天的假，如果在内地，首次作绝育手术的公家还给营养费呢，在新疆却没有。

由于孩子多了，负担也重了，我极力要求工作。爱人不想去求人。那时像他这样的“反革命”，家属也不会给安排正式工作的。临时工我也不愿意。等老四两个月大了，我就在牧业连上班了。当时我上班也就是当农工，和其他农工一样干地里的活，记得那时正好是农闲之时，去割草，准备冬天喂牲畜的草。

新疆的土地很肥沃，那里的野草长得很茂盛，差不多有一人高。长草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要走几里地，在北干渠南面的碱滩上。我去割草虽然不习惯，最主要是那种拿来割草的镰刀很大，几乎有三十五公分直径的圆形，刚开始连拿稳它都很困难，去割草时一不小心就会割着自己的腿子。吓死人了，我满头大汗。拿这种镰刀不但要有技术，而且还要有技巧，割起草来才会快而准。刚开始摆弄这玩艺真的很吃亏的，当然也是事在人为罗，以后我还是学会了用这种镰刀。

与农工们一起劳动了两个月，牧业连办学校，有两个蒙文班，一个汉文班。农场下来了任命书，让我来当汉文班的小学老师，从此我不再去地里干农活，拿起了粉笔教上了学生。我的班上学生只有十几个，有汉、维、蒙三个民族，小的学生八九岁，大的十四、五岁，年级五个，也就是1-5年级。我有生以来首次当老师，自信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当老师不拘于形式，自己也是边学边教，学生们学会了，我也增进了知识。五个年级都坐在一个教室里，语文数学分开教，唱歌、体育、劳动课同时学和做。上课时我教他们，下课后我请教于维、蒙的学生，我要学维、蒙语就让他们教我了。

蒙语叫老师为“八给夏”，称妈妈为“巴喂”，称女孩子为“克困”，男孩叫“克文”，你好吗是“善克尤”，走吗是“约五约”，猪肉是“嫁洪乌洪”，狗是“罗哈”，……我在笔记本上记着了以后自己有时间就看。就这样也学会了不少他们的日常用语。牧业连主要是蒙古族老乡多，所以我学的蒙语自然也就多了。

哈木胡堤在七十年代初由地方国营转为军垦农场，哈木胡堤从此也改为农二师223团了。我们所在的连也就是223团牧业连，学校是牧业连子弟学校。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每月都有发的，但平时是以记工分形式报上去结算的工资，老师统定为11.5分每天，在当时 来说这工分就比较高了。有个别要整我爱人的人就提意见说，我是女的，不应和男老师平起平坐拿同样高的工分，说要扣低我的工分，只给10.5分。我据理力争，口诵毛主席语录“男女同工同酬”。可他们不讲理，硬是降低我的工分，拿了两个月低于男老师工分的工资。在一次去团部总校开会时，我向总校校长反映了这个情况，总校校长是河北人，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他讲北京话很好听的。他听了我反映的情况后，马上打电话到牧业连，通知他们必须将我扣去的工资补上来。我回到牧业连后，会计看见我笑得很不自然。在那一个月发工资时还真给补发了以前扣的两个月的工资。

其实这中间捣鬼的不是别人，就是余立民。因为他的妻子没文化，只能搞农业生产，见别的女人高于他的妻子了就不甘心，想方设法要为难我。在放假期间，别的老师在家休息，我想自己有一份热就该发出一份光，主动在假期里为连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什么写标语之类我都积极主动地去做，后来他们看我好欺负似的，就要我去下地劳动，我看其他老师都在休息，单单叫我一个人去劳动，我知道是欺负人了，当时我叫住蒙古族连长，他叫保太，我说：“保太连长，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是啊！”我说：“对了，毛主席教导，共产党员要起先锋作用，现在你在前面带头，我随后跟着。”保太连长见我说这话，知道我生气了，他说：“你不要这样吗，有什么话好好说。”我说：“你们太欺负人了，同样是老师，凭什么其他老师就能休息，我就不能？要干活可以，要同等对待！”保太说不上什么了，我也气冲冲地走了。以后也没有去参加农业劳动。

开学后，我照样教自己的书，不去管他们那些人搞什么阴谋诡计。我心里清楚，头头们找我的碴也是某个野心家所为，因爱人是“反革命”，当然我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走自己的路。牧业连到团部至少也有八里路，每次到团部总校开会，我都是骑马去的。老师们笑称我是马背老师。我骑的马都是爱人认定比较老实的马。他不放心让我骑，可我生性胆大、活泼、开朗，骑马走在戈壁滩上时，还嫌马走得太慢，我会扬鞭催马快跑。马奔驰在戈壁滩上就觉得惬意。那些在啤酒花地里劳动的人们见了，都说我好厉害，汉族女子敢骑马奔跑的少见。

胆大还得要心细。有一次我也是骑马到团部总校开完会回来的路上，在牧业连西边的边防部队驻扎的屋后边路上，骑马在路上优哉游哉地踏步，没料突然从部队屋边冲出一头不吭声的狗，马当时也没防备，突然出现的狗将马惊吓了，马突然间飞蹄猛跑。当时我虽然也心慌了，但脑子里想起了爱人以前跟我讲的话，当马受惊时要用自己的双腿紧靠马肚，只用脚尖踏在马蹬上，向前俯身头靠马脖，手带紧马的缰绳，这样子马就是再怎么狂奔人也掉不下来。只听得北干渠对面的人在惊呼，担心我从马上摔下来。我自己却有把握，当马跑出约一公里远的路上停了下来，其实那条狗没有追几步就缩回去了，马是没防备才受了惊吓的。马停下来后我发现它已是汗流浃背了。受了那次惊吓，我骑马外出的次数少了，爱人也限制我骑马了。

我教的学生虽只有十几个，然而几个年级，五花八门的功课样样都不能少。那时可把我忙坏了。回到家后还不得休息，要备好第二天的课，有的时候一手抱孩子，一手得拿课本看，并且我在哈木胡堤度过的十几年日子，还从来没有用过电灯，是点的煤油灯，我就在这种煤油灯下看书，几个孩子安安静静地围在煤油灯下看小人书。

少数民族学生最喜欢唱歌，这也是我的爱好。在未婚前我还喜欢玩各种乐器呢，于得还象那么回事。结婚后这种兴趣虽存，而爱人却在一旁冷言冷语地说：孩子都有了还玩这些。他的意思是说我只能当好家庭妇女，不希望我像女孩时代那样浪漫，所以我以后的年月几乎是死气沉沉的。现在当了老师，又唤起了我的爱好，每星期我都会教学生唱两首新歌，学生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的儿童歌曲可多了，什么“火车向着韶山跑”，“阿佤人民唱新歌”，“我爱北京天安门”……

在我上课去时，老四才几个月大，就让她一人躺在床上，老三也只有两岁多，不能跟我到学校，我便请了门更且蒙古族老奶奶帮着带。学校离她家到我家都很近，门更且老奶奶也很乐意带小孩，并且她带得很好。每天都让我的老三“霍安更拿”（也就是背在她背上），背着我家老三四处走动，累了就坐下，困了就背到她家睡，饿的时候奶奶给她馍吃，带得真好。以后我的老四在床上睡着不安全了，到她七个月大时会滚爬了，只好将她又托给门更且老奶奶看了。老三老四都是她一个人带的，我给她钱她硬不肯接受，老奶奶说：“我们像亲戚一样，干嘛要收钱。”她不计任何报酬，这在我们汉人中恐怕也难做到吧。我心里过意不去，门更且老奶奶一辈子没结过婚，现在已是七十来岁的年纪，她跟其六十多岁的弟弟一大家子过，家里条件不怎么好。给我带了两个孩子不收分文，我只好想别的办法来补偿。那年月我学得一手好缝纫，也学会了做鞋子，我就替门更且奶奶做衣服和鞋子，她也收下了，还连连说好。我内心也有所慰藉。

住在我家后面的维吾尔族阿不都书记，也是一大家子人。他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只有一个大儿子没在我教的班上读书，他的大女儿阿尔汗，小女儿查汗和小儿子买卖江全在我教的汉文班上学习。

买卖江的大哥结婚的那一天好热闹，我们都去看。他们维吾尔族人谈恋爱时就是以唱歌来搭桥，搭上桥后两人便对歌，对上了就算成功。在举行结婚的仪式时，男方去女方接人，这时女方就会派两个人用一根长绳去绊新郎的脚，也就是要礼钱，给少了还不让过去。将新娘接过来后，便请客人们吃油饼、糖果、瓜子等，然后正式的席就是每人拿一个盘子盛抓饭（新疆的抓饭就是清油、红萝卜、羊肉、大米加在一起煮的饭）吃。我们汉人用勺子吃，而少数民族真正的用手抓了吃，但手抓也是有讲究的，只能用拇、食、中指的三个指来抓，看看挺有意思的。他们的婚礼也要闹到很晚才散去。

蒙古族人的婚事也很有趣。他们接新娘是骑马去接，接到蒙古包后才开饭。我去蒙古包吃近喜宴，他们的喜宴就是吃羊肉面条。任何人进蒙古包去他们都会热情接待，只是头一回去的汉人会有些适应不了。记得那次我去吃那碗羊肉面时，面条里的那种羊肉吃到嘴里咽不下去，也不敢吐出来，要本咬不动。蒙古族人煮羊肉太快，鲜肉放进锅里，等水开就拿出来吃，我们汉人是不习惯这种吃法的，以后我再也不敢去参加蒙古族人的喜宴了。

爱人告诉我，他到山上蒙古包去时经常吃这种刚烧开就捞起来的羊、牛肉，有的时候羊肉汤表面还会看到羊糞蛋呢。但你得哽着喉咙吃下去，蒙古族才会将你当兄弟看。否则，他会认为你不友善，也就会不高兴了。

阿不都书记的夫人去世了。我从后窗就可以看到他家的一切活动。维吾尔族死了人也和我们汉人一样要哭，他们也是将死人装在一个木匣子里，四个人用肩扛着到北面的戈壁滩上面，然后在地的上半部像修房子似的修好，留一个门似的口子，木匣子放在里面就象是停在房子的空间，这才算完事。他们送去时一种哭，我们都可以去看。

而蒙古族老乡如果有人去世了，他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我们也不能去与他们讲一个死字，只能说某某走了。他们也不哭泣。他们将尸体送走时也是悄悄地，不让外人晓得，就用白布将尸体上下全身裏紧，然后放在一块与人长度一样的木板上，偷偷地抬到很远的戈壁滩上放着。他们还会放点钱（真钱）、碗、馒头什么的以记天葬。不让外人看见，他们说让外人看见就不好了。这是我带学生到戈壁滩上拾柴禾时见到一些钱、碗时问学生才知道的情况。他们还说将死人放在戈壁滩上后过几天派人去查看，如果死人没了就表明好，否则不吉利了。新疆的食肉雕就专吃死尸的，吃的越早越快就表明越好。这是蒙古族人的风俗。

与少数民族打交道，你只要知道了他的习俗，并且尊重他们的习惯，他们还是好相处的。他们待人朴实、真诚。当然也有象我们汉人中的坏人也是难免，少不了的。毕竟好人占大多数。我在新疆的十五年里，回老家就有好几次，每次要回家前，总有好心的蒙古族牧民拿出他们的银行存折让我们自己取钱，要多少取多少。他们最清楚的是，我们一家在牧业连的干部家中算最穷的，所以到关键时候总想帮帮我们。而我们也是最讲诚信，每回借了他们的钱，总是提早还返给他们，从不拖欠。在牧业连我们一家最受少数民族同志的依赖。

教书还只有两年，那些整人的傢伙硬是把我拉下来，要我到“五七”班搞农业劳动。搞劳动就搞劳动，我也不怕，凭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去战胜它。从那以后我又到“五七”班开始了农业生产。

所谓“五七”班，也就是家属组织起来的临时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四川的，甘肃的，陕西的，新疆的都有，有蒙、汉、维、回四个民族，讲话同讲一种极不标准的普通话，私下也就是本土方言了。比如说男孩子、女孩子就有多种说法，维吾尔族人叫男孩为“巴郎子”，女孩为“克孜我那”，甘肃人叫女孩为“丫头”，湖南人叫女孩为“妹姐”，四川人叫“女娃儿”，东北人叫“妞”……各种方言汇聚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参加农业生产，我是从娘胎里出生以来头一回。虽然我有不怕苦、不怕累的意志，而实际干起农活来很吃力，更何况我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在那滚烫的政治运动中，我不但没有吃好，连起码的人身照料也全无，身体损伤极大，拿铲子的力气都是软弱的。南方的人可能不知道，新疆农村用的铲子很大，那里不叫铲子，叫砍土镘，挖一砍土镘土足有十几斤，我虚弱的身体干不了几下，就会精疲力竭，满身大汗淋漓，张大嘴来出大气。有时还会头晕目眩，累了的时候就地一倒，哪管它脏与不脏，躺在地上向天问，我为什么如此多磨难，到何年何月是个头？！

“五七”班的土地是连队划分的五十亩，我们用来种西瓜和菜。“五七”班的十几个人除了我是门外项，他们都来自于各地农村，都有些农业知识，体力上也都比我强。我们以多劳多得来给工分，我这个人太好强，非得与农村女人争高低，挖地时，双手打起了很多血泡，仍咬紧牙关要干个inag头，完成任务后才肯倒下休息。

记得那时我们挖瓜沟（新疆不靠天下雨来种地，是靠挖沟浇灌水），挖一条深七十多公分，底寞五十公分，上宽80公分左右的水沟，长约五米左右，才给三分多工，我一天也能与其他妇女一样能挖三条。你们不要以为挖沟很简单，那可是一项艰难的工程，要挖得平整漂亮，光溜溜的，左右和底得拍紧拍紧，不能让水灌进来时而垮下土来。看似简单的劳动，不亲自体验是不会知道搞体力劳动也是有技术要求的。

劳动虽然苦，一旦有了劳动成果也令人兴奋。我们看到蔬菜、瓜苗出来后，就像待小孩一样去呵护它。看着苗儿一天天长大，心里说不出的愉悦。瓜果藤长长了时，我们还要为它剪枝打cao，这样就会使它结出的瓜果硕大。浇水施肥都是蛮有讲究的。

我们“五七”班的工资是每月预领18元的生活费，剩下的到年终结算。第一年底我也领到了两百多元钱，在当时来讲，除了每月18元以后，年底还能拿这么多钱就是很不错了。拿到这些钱后我就会上和静县城去，给孩子们买糖果和小儿书。

平时我们家还喂了鸡、鹅和猪。刚开始时买来二十几只小鸡，喂到三个多月大就可以看出雌雄了，雄鸡三个月就要打鸣了，我们就一只一只地宰了吃，让孩子们多吃些。当地人说小孩吃童子鸡补身体的。余下的十几只母鸡就继续喂大，到第六个月时这些母鸡就陆续下蛋了。鸡下蛋很有意思呢，几只母鸡争窝下蛋，咯咯地叫得欢，我最喜欢听了。它们的叫声就象音乐，给了我莫大的精神安慰。有的时候在一天中能收到七、八只鸡蛋，真爱人。

我喂的鹅也长得快，从小到大，只喂三个月，一只鹅就有十来斤重。那一年我喂了三只鹅，大了的时候，三只鹅就像一头猪似的吃得多，好在不去买食，都是我劳动时从地里拔来的野草，切断了后里面拌些玉米粉再喂给它们吃的。每天要切草，还要打扫鹅圈和猪圈，当然这些事就是爱人来做了。他有的时候干这些事不耐烦了，就指桑骂槐，等他骂完后我愤怒地指着他说：“你不要骂小孩了，儿子才六岁多点，他能做什么事？你叫他拿刀剁草吗？你骂的明明是我，也不看看我这个样子，我身体这么弱了，在外面的劳动已是很吃力了，回来只想休息，你再怎么骂我也动弹不了了……”。他再也不吭气了，自知理亏。我这个人苦不怨别人，怨自己就是这个命，只希望别人不要做得太过分，我们也好相安无事。如果过分了，无就会崩溃。他不是不晓得。

在地里劳动的人们，女人的任务完不成了，她们的男人总会去给帮忙的，可是我从来就是自己一个人干。我也从不求他。

有的时候在那收粮食的季节，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去粮食收完后的地里拾撒下的粮食，我也很想去，跟爱人说了，你猜他怎么说的：“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跟你去捡粮食”，当时我气的七窍生烟，只好自己去了。

玉米地里表面看没什么，你用手去翻那些割倒的玉米秆就会看见还有玉米棒子，不多久就可拴到半袋子玉米棒，这些玉米棒喂鸡什么的再好不过了。

牧业连东面部队全种的水稻，他们用收割机打的谷子，水稻地里也布满了撒下的谷穗，周边的人都去捡。我捡回家的谷子、玉米约有一百多斤，用来喂家畜多好啊。

我家门前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所谓院子也就是自己用红柳条围起来的地方），屋的左面是一个长方形鸡舍，有三平方大小，屋的右面是鹅舍，院子外面挖了一个五平米见方、深1.5米的猪圈。那种农家生活也是苦中有乐。

牧业连东边住的边防部队，再往前走十来里是个劳改新生农场。每逢节假日，那里的人就骑着自行车到牧业连来买鸡、蛋回去改善生活。鸡蛋1元钱卖5只到6只，母鸡卖10元或15元一只，鹅一只可卖8元-10元。那时我喂的家禽和蛋一般都是卖了的，自家捨不得吃。队里的人还说我太省了，说这样会太亏了自己。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家负担太重了，爱人家里人还来信要钱呢。

爱人的妹妹来过信说她要结婚了，说姑姑、叔叔们都给她办了嫁妆，意思明显也是想在外的哥哥给些什么礼品。我说你借点钱寄去啊，他说没钱就是没钱，寄什么寄，以后我也没管这事了。可是当我七零年那次回家后就听到了他妹妹怪我的口风，说我厉害怎么的，我想这也只有天知道了，如果妹妹见到了我的困境，她一定不会对我有偏见的。

我父亲于七三年得了肠癌，我只好将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寄给他买营养吃，到了冬天时父亲又来信，说要我立即回南县（那时我的户粮关系仍在老家未转到新疆来的），我只好请假回家。

父母亲又搬到了一个新地方，那是在河堤外的一户人家，茅草房子又矮又黑，和东家共用一间厨房，只一间屋还放了两张床，挤到了一起。想想父母亲这辈子过的也窝囊，租东家搬西家也不嫌麻烦，两人的钱就只会用来吃，连买间屋子都不愿意。出了钱租别人的屋还受气。要我这样过会受不了的。

我这次回老家只带老四，因为回来后要将老二从父母身边带走。父亲本来身体一直不怎么好，这次又得了肠癌，母亲屋里外大几处都要到，没时间再来照顾小孩了。再说父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如人意，我不想让女儿受其影响。七零年那次是要带三个走，我一个人能力太有限了，一种上行程万里不说，几个地方转车上车的很艰难，所以才不得已将在父母家的。我始终有个信念，自己生得出就该养得起，哪怕是千难万难也要将他们培养成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

到家后母亲见了我瘦弱的身体，知道我过得很不容易。虽然我从不在母亲面前叫苦，她从我的神情早已看出。她告诉我，我寄回的钱爸爸没有用来吃营养，仍然用去打牌输了，当时听了犹如五雷轰顶。爸爸呀，你知道女儿的钱得来多么不易呀，我劳累过度也捨不得用的钱寄给了你，你却白白输给了人家，真让我伤心！妈妈似乎有些感动，她从我的表面体会到了我的艰辛。

我这个人天生有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看到父亲待我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也没说什么，只说他们应该想法买一间房子，再小的房子只要两人能住下就可以。买一间十来平米的旧房子也只要几百元钱，父母亲就是捨不得买房，情愿低声下气地租屋住。我不愿意，以后我就四处打听买旧房之事。终于找到了一间旧茅草房，有两间，总共十来平米大小，一间屋可以放两张床，稍挤些也没啥。外小间可作厨房。出来就是河大堤。该屋地势很高，每年涨大水时，其他人家的屋都进了水，而此间屋却没进过水。看好了房子，我作主用180元钱买下了（当然这买屋钱是我凑的，父母亲没钱），花了几十元钱大概修了一下，我们就搬进去住了，父母从此也不用再去租屋受气了。

这次我回家的目的一是接老二返疆，二是落实户粮关系，结果我的粮油关系还是让粮站的单矮子给注销了，人们都说她缺德（我是独生女）。以后没几年，听说那矮子得病死掉了。缺德人就是这个下场。

住了几个月我准备带两孩子返疆，父母亲说起我湖北公安县农村的堂妹。堂妹夫在北京部队，堂妹结婚几年没生育，经检查确实不能生育，她很想领养一个孩子，父母说我带四个孩子太困难了，要我给一个给堂妹，还说她条件好，又会做缝纫，不会亏待小孩的。当时我想也对，给一个她，也会视为掌上明珠。当时没多考虑，就带着老四上路了。

南县到公安横堤市110里路，坐船一天半就到了。到了堂妹家，他们很客气，当时只有堂妹与其公公、小叔子在家。看家里算比较富的，公公和小叔子都很勤劳，堂妹也是个很能干的女人。我们的到来她很高兴，她尽作些好吃的哄着老四。老四虽然不哭不闹，她心里可明白事情。当堂妹给她吃荷包蛋时，要孩子她叫堂妹小妈妈，老四却怎么也不开口叫。待堂妹离去后，老四附在我耳边说：“妈妈，我给你吃荷包蛋，你别把我给人了。”当时我喉咙哽咽，泪水止不住要掉，可怜天哪，两岁的孩子会讲这种话，我就是讨饭再也不会将孩子给任何人了。第二天我赶紧带了孩子回南县。

回南县没几天，我娘女三个起程回新疆了。

在新疆我们不但与五湖四海的人结交朋友，还与少数民族同志的关系也不错。我们自己很节约，平时爱人从山上下来时，那些蒙古族牧民总要给些肉类食物。有一个叫达娃的蒙古族老牧民，年岁已花甲了，他一家三口也在山上放牧为生，儿子还只比我家老大年长两岁，达娃见我老大身体不健壮，每当我爱人上山去他家蒙古包时，达娃的儿子自己用夹子夹得的瓜瓜鸡，一次带来五、六只给我家老大享用，说这种瓜瓜鸡吃了补身体的。那瓜瓜鸡看似家养两个月大的鸡子，但它很肥，每次吃一只就够了。

我们在牧业连吃到的野物很多，只要蒙古族牧民能打到的基本上我们也吃到过。也是达娃，他给我家带来好大的一只雪鸡，是那种天山上雪地里长大的野鸡，大的一只有十多斤重。那次带给我们家的就是一只重十多斤的雪鸡。我们一次用大锅煮下了，请来了好几个朋友吃，也没吃完。他们说这种雪鸡是珍品，吃了补的，可吃起来味道不怎么好。后来我们还将雪鸡骨收起来晒干了留着。人们说雪鸡骨也是补品。

逢年过节，我们的朋友都喜欢来家作客，有四川人、甘肃人、河南人、陕西人、江苏人、湖北人、新疆人、东北人……。这些人到我家后，一般都是他们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弄，反正我们烧食的锅灶都是土灶，大铁锅，烧麻黄（新疆的麻黄在戈壁滩上有的是，而麻黄是中药，当时就没人利用它），很方便的。朋友们来自各个连队，远的有十来里。他们都是骑自行车来，我家院摆放好多辆自行车，人们都说我家好热闹。确实是这样，并且我们家下酒肉也比较多，平时我们很少吃，都是留着朋友们来了用餐的。

驻扎在牧业连东西两边部队也喂养了牲畜，他们知道我爱人看牲畜的技术好，也时常来家请教。他们来时见到我家孩子们很听话，就喜欢与孩子们玩。有的时候我让孩子们一排齐站好了，唱歌给兵叔叔们听，他们听了都呢好，还说他们像小歌咏队训练出来的。我们与部队的关系搞好了，当部队放电影时我们总要去看，部队的人就会给我们送坐椅来。那年月有电影看是最好的娱乐，除此之外就是劳动和开会了。

我刚到哈木胡堤农场时，还能买到一些副食品吃。我和邻居们走路去县城玩，也能吃到甜酒和糯米饭，四川的腊肉和榨菜，能买到上海、北京、天津运过来的布匹，那质量可好了。可是从文革开始以后的年月再也见不到这些东西了，主是怀孩子想吃什么也难上加难了。记得我怀老三时，就想吃糖果，没办法，写信到我堂兄嫂，他们还真给我寄来两斤水果糖，我收到后不到一小时就将2斤水果糖象吃大豆那样咯噔咯噔嚼光了。现在想起就好笑，那时的新疆太缺少吃食了。

每年的6月份才有新菜下市 ，七、八、九是新疆的黄金季节，瓜果、蔬菜应有尽有，到十月份就要进地窖了。放在地窖里的果蔬要吃到来年的五月间，等你吃完菜窖里的菜，烂掉的菜也有一半以上。我们要买几百斤蔬果放在地窖里存着慢慢吃，要不然就只有尽吃粮食了。可能那时我吃蔬菜少，也不习惯多喝水，因此后来得了很严重的痔疮和牙痛病，不到三十岁时我的大牙就拔掉了两颗。

住在我家西头隔壁的是一家蒙古族。男主要公叫桑格加拉，是牧业连的副连长。他个子高大，汉语讲得很好，比一般蒙古族老乡帅气，穿戴整齐干净。他学汉族男人一样做点家中小事，经常洗澡。他的妻子我们不敢恭维了，是典型的蒙古族妇女，看表面男主人比女主人强得多，但他们的审美观不像我们汉族人，他们夫妻和睦，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都尔在，二女儿阿拉西都在我教的汉文班学习，小儿子还未上学。我们邻里关系很融洽。可是没几年，男主人得了一种怪病，皮肤干bian后死亡，去世时才三十八岁，正是年轻有为的年纪。我们为之可惜。

住桑格加拉屋西边的另一户人家是曹医生，他是上海郊区的人，毕业于某个卫校。他也在很早时就到了牧业连当医生，经常上山搞巡回医疗，女人生孩子他接生，因为牧业连就只有他这个人医，所以什么病都得看。

七四年我接回老二，到牧业连没几天，突然女儿的双腿站不起来了，我查找了医药书和针灸书，知道了要扎哪些穴位，可又不敢扎，便请来曹医生加以指导。第一天他给女儿扎针，以后连续扎针一个星期都是我给扎的，女儿很坚强，疼的她满身是汗也从不叫喊，坚持一星期后，终于痊愈了。

我在此之前，闲余时间就自学过医术，还买了几本中草药书，拿着书，带着孩子到田间地头辨认中草药。哈木胡堤农场遍地都有中草药，如：蒲公英，臭牡丹，车前草，锁阳，麻黄，马勃……，只要你去找，就可以得到你用得着的中草药。

在儿子两岁多时，他的脖子上长了淋巴结，我便可以对症给他下药，找来一些臭牡丹，就是那种生长在乱草之中的，当人们从它身边走过时，它的果实就会沾在你的裤腿上，你要用手拔才能拿掉。它只是一个小圆疙瘩，满身长满小的软刺，土话称它为刺疙瘩。将它摘下来后放在火里烧去外皮，里面是一个黄豆大小的白色圆粒子，拿一个鸡蛋在它的一头敲开一个象黄豆大小的口子，然后将这种白色圆粒子一个一个放进去两到三粒，然后封口了再放在米饭上面去蒸，饭熟它熟，再剥去蛋壳后食用。我儿子吃了十来个这样的蛋，以后看他脖子上的淋巴结也消失了。孩子的病疼我基本上是用土方子给他们疗的。

我自己的病痛也很多。生孩子时由于用餐不及时，饱一餐饿一餐地落下了胃病。我就自己给自己扎银针，从内关扎穿到外关穴。爱人见了害怕，要我别乱来，我也是痛的没办法了才狠命给自己扎针的。有一次在自己腿上扎足三里穴时，由于出针太猛，血跟着就冒了出来，爱人见了吓得不行，赶紧叫来曹医生，我才知道自己出针方法不对造成的出血。从那以后便晓得旋转针杆缓缓出针才不会出血。我牙痛不止时，就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扎，有时还真管用。

在农闲时我就学蒙古族老乡那样捻毛线。当时买羊毛和驼毛不贵，只有几元钱一斤，我就买来捻线。捻好了线后再买颜料染色，染出的色彩五颜六色，还真好看。自己用不完了还拿回老家送人。那才是真正的好羊毛线呢，虽没有买的美观，但结实耐磨暖和。

我家烧的柴禾也是自己去戈壁滩拾来的。孩子们大一些时，我就带他们同去拾，一个拿一个筐子，比赛看谁捡的多。我们几个去捡一次柴禾，能烧一个礼拜，爱人从来没有参与过，他有时间就是往外跑，与人谈天说地，与人玩牌到深更半夜。如果在家他多干了点什么事就嘴里不停地说三道四了。

记得我在五七班劳动以后，没农活干的时候在家休息，我会一个人跑到南面的碱滩上去拔红柳。有时候走得远了也很害怕，听说南面的碱滩上有野猪。野猪的力气很大，它时常出来吃粮食作物，如果碰到人就会伤人。我弄了好大一捆红柳，用尽全身气力来背，怎么也背不上来，又捨不得扔下一些，慢慢移，将柴禾移到土坡高些之地才背了起来，这时尿都憋出来了，也不管它，背起尽快地走，走到离大路近的地方才放下心来，再不会有野猪来了。我那时候尽管如此勤俭持家，也没得他的仁爱之心，他只是把我当作一种工具，除了他的需要之外，我们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了。

我们时常吵架，甚至打架。说良心话，他还是从未主动打过我，是我找他打的。他厉害就厉害在不理我。在一起时就像两个哑巴，就是要行房事也是他强迫我，我极不情愿。每次都要打架，我终究没他力气大，才勉强屈服的。他说男人和女人结婚为的就是这种事，我听了好恶心。自己一个人想起就伤心，那书中写的，电影上看的恩爱夫妻如何如何，这不全是假的吗？！想得多了就生气，生气多了就想不通，好多次我一个人往茫茫戈壁滩上跑，想一死了之，可一冷静下来，不能这样，捨不得四个孩子。他待孩子一点也不耐心，出口就是骂人，孩子不能靠打骂来教育的。我有责任将孩子抚养成人。

老大上学的时候，老二也上了，早上天没亮我起床，带着他们搞晨练，围着住房周围跑步，差不多每天都坚持下来了。以后老大读初中和高中时都坚持搞晨练，养成了好习惯，早上起床只要我在他头上轻轻摸一下，他就醒了，从不要我大声叫喊，从小养成了好习惯一直到成人也不会改变。

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是四个孩子听话，举止文明，懂礼貌，知廉耻。搞学习从不要我督促，自觉得很，很体谅我们这个拮据的家。他们在家的岁月从未有个闹心有烦事，顺顺畅畅走过来了。所以我待他们是子女，也是朋友，有错时我会平心静气地与他们谈，是我不对了我会承认错，是他们错了我会加以指正，不会用打骂来主持公平。

儿子五岁时我便教他写字，一笔一划都按老教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地教儿子写字。刚开始儿子不习惯写，我就在旁边拿着他的手按规矩写字，他以后上学了，没见过他划倒笔，他以后的字也写得最好。儿子两岁时我教他京剧样板戏中的句子，他也学得有板有眼。他从小有个大人样，五岁时他可以管住下面几个妹妹，人们都说他是个小大人。

儿子在外面玩都是与那些比他大几岁的孩子玩，连我教的那几个少数民族学生都喜欢和儿子玩，还经常带儿子去部队看电影，我们很放心的。那些大孩子会照顾和保护儿子。

我们一家人也有全部出动的时候。那时在休息日，爱人也和我们一起去沙枣树林子里去打水枣吃。新疆的野沙枣树很多，还有桑树，到果子成熟的时候就会有大人和孩子们去摘沙枣，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在我们一家人都去摘沙枣的时候，那就是一家子中最快乐的日子。

到了冬天时，我们还在屋前面的北干渠里打开冰块抓活鱼。那也很有意思，场面也很热闹。少数民族不抓半斤左右的鱼，只吃两斤以上的大鱼，而我们汉族人不论鱼的大小都会抓来弄了吃的。北干渠的水到了冬季结的冰层很厚，冰上可以跑汽车。我们要用十字镐才能打开冰层，一旦打开一个口子，里面的鱼就会往外蹦，实际上冰层下面的水已经很浅了，鱼儿贴在冰层下面刚好只能留口气，它们没有深水来游动了，所以打开冰层后就可以一条一条地去捡鱼。那些少数民族学生全都帮我捡。那一次我家捡到几十斤重的鱼，还是鲫鱼呢。大的有半斤左右，小的也有三两，拿回家用一个大盆用水养着，一天吃两条，也可以吃十几天。只是新疆的水是碱性水，这种水里的鱼吃起来没有我们洞庭湖里的鱼鲜美，并且吃了鱼后嘴也感到比较干，听有人说新疆的鲫鱼苗还是从江南水乡用飞机运来的种苗呢，由于水质的关系因而变味了。在新疆味最鲜的鱼要数“五道黑”，它的鱼鳞背上有五条黑而得名之。

新疆的稻田和水沟里也能见到小鱼，闲时我们抓来晒干，夏季的时候这种小鱼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成群结队的很多，每次可以抓到一担水桶。弄回家去清理除去内脏就累死人了。小鱼晒干了放在烤火的洋铁皮炉子上烤了吃，也觉得好。

新疆有一种用来榨糖的甜菜，我们买来去皮后切成片，放在炉子上烤了吃，就像内地的红薯片一样好吃。孩子们都喜欢吃。

我的老三最爱吃的是达娃家里带来的酸奶子疙瘩，以后回家的十几年她还念念不记新疆的酸奶子疙瘩。那种食物市上没得买，只有蒙古族牧民家中才有。酸奶子疙瘩是用吃不完的酸奶子中提炼的奶油疙瘩，所以吃起来又香又酸。

我们湖南老乡走动得最多的是罗俊武家。他们是宁乡人，比我爱人早到新疆哈木胡堤农场，他们一家人都很勤劳，老罗是木匠，在农场的木工房上班。罗嫂身体不大好，呆在家里的时间多些，也出过农业工。我刚到农场时他家住场部不远的地方，文革后举家搬到了三连，离我们远些了，但逢年过节我们一家子都会去他家串门，孩子们管他两口子叫伯伯、伯母。每次去都很热情，我们就如同兄弟般亲热。在文革期间闹派性时，老办是造反派，他听到什么消息就会给我爱人通风报信。有人要整我爱人时，接到他的口风，我爱人就骑马上山了，所以在文革的十年里，我爱人没有被打过，也没开过批斗会。

我们家搬到牧业连住后，老罗见到我们家一无所有，还睡在地上，不久他就替我们做了一张大床，一个五碟柜，一张吃饭桌和几把椅子，从此别人进到我家看看才象户人家。老罗我们做这些木器也没要一分钱，权当送的。所以我们家里只要有人送肉和野物来，总少不了要拿出多半给老罗家送去。那时我爱人是牧业连的兽医，牲畜有点小病小痛的要杀之前要兽医到场检查过了才能杀。这样一来，我爱人认为可以吃的肉首先得买上一些自家吃或送人，像这类摔伤的牲畜肉廉价销售，只有几毛钱一斤，当吃小菜，但其他人难以买到，一只羊杀了也只够两三个人买到。

到每年的年底，要搞一次牲畜大屠杀。牧业连主要是喂的菜牛、羊，每年杀了牛羊肉后都要上次的，是有任务指标的。在宰杀牲口时很热闹，连里鼓励人们去参加宰杀活动。谁杀了羊，就可以其杀羊的杂烩领回家享用，一只肥羊的杂烩里可炼出好几斤羊油呢。羊头、脚、内脏和血也可以吃两三天，很划算的。我爱人也去杀过羊，我去看了怪吓人的。还听人们说，杀牛是在屋子的北面戈壁滩上宰杀，当几个人用绳子捆住了一头牛时，牛会哭，眼泪直往外流，它知道死期到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们生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让人吃的呀。

我们在新疆吃过好多种肉，如牛、羊、骆驼、马、驴子、野山羊、鹿、旱獭、野兔、刺猬、野鸡、瓜瓜鸡、野鸭子，狼的肉也吃过。从现在看来，好些个都是保护类动物，可能现在那里的人们不敢再猎杀了吧。文革期间无人管这些。那里的野外放牧的人一天没有肉吃是很难过的，可以十天不吃青菜也要每天喝奶茶和吃肉。

七六年是中国人最伤感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中国的老百姓为失去最尊敬的人而悲痛无比。以后又经历了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伤心之余又听到了振奋人心的特好消息，那就是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四人帮的倒台意味着中国人民的又一次革命成功，人们欢呼，人们激动万分，正直的人们不再受欺压了，错案要案在一件件地清理和平反，疲惫的人们在逐渐恢复。我们深居边疆的人们也为中国的复苏而高兴，希望好日子早一天到来。

我仍在五七班劳动。每天的劳动仍然是田间地头，到了快收获的季节，一位蒙古族连长派我在白天守瓜地。五七班的人都很眼红这份差事。白天看守瓜地只须坐在那高高矗立的瓜棚上，方圆几十亩地面上都可看到，只要有责任心，谁来偷瓜都不成。看瓜的人可以任意地吃撤，一个人的肚子又能装得了多少呢。刚开始我连一个重两斤的西瓜都吃不了。看瓜的时间长了，学会了吃瓜，一次最多也能吃一个五斤重的西瓜了。我还学会了识瓜，用手一弹就知道这个瓜的皮薄厚如何，什么样的瓜好吃，那些来瓜地买瓜的人让我替他们挑选，八九不离十，我选的瓜都属上乘。实际上我们在选种时就是特别留的优质瓜种，在育种、施肥、下种、盖土、哓水、距离、打岔等多种环节上都做得好，我们五七班种的西瓜基本上都是很好吃的。再说这种西瓜的地要一年一换，最多只能连续种两年，第三年必须换在种，否则出的西瓜就很差。种菜也有讲究，什么样的菜与什么样的菜可以作邻居下种，当瓜菜开花时给它们授粉，结出的果蔬就大而质优。花还有公母之分。我们五七班种的葫芦也是个个大。在五七班的几年劳动我还是收获不小，学到了不少的种瓜菜的土技术。

七八年我带着老三老四又回了老家一次，想看看内地的情况。母亲仍在织布厂上班，看样子她的身体很好，听说妈妈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妈妈平时爱喝浓茶，他们的饮食也吃得极不科学，喜欢吃很多的猪油，炒菜的油放得很多。看看父母的伙食开得很好。他们一辈子都是很讲究吃好的。父亲的身体向来就不怎么好，他性格开朗，就是住在医院里，也少不了与人下棋和谈天说地。他还在医院交了个医生朋友。

我们回到老家的季节正值仲夏，天气炎热，妈妈时不时又开始发脾气骂人了。我回家时带的钱不多，心想家里能让我安心地住下来就住下来。可是坚持不到一月，我受不了妈妈的坏脾气，就要急忙带两个孩子走。父母也没怎么留我们。我们到长沙准备坐火车，不料车站售票员说，到新疆的火车宝鸡段隧道塌方了，我当时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在长沙火车站坐了两小时，想想既然出来了就不能打退堂鼓，想想干脆去四川外公外婆家吧。我还没亲眼见到过外公外婆和我的6位舅舅，还有两个姨妈都没看到过，想好了就去买好去贵阳的票，然后再从贵阳到重庆。

到贵阳火车站是早上，下了车后去候车室，想给小姑子打电话过去，可怎么也记不起她爱人单位的电话号码，完了，只得在车站坐着等去重庆的车了。老三和老四跟着我东奔西跑的也从不烦我，听话得很。在贵阳车站买了些小吃当早餐，中午饭我就带她俩到车站附近小吃摊上吃的粉。贵阳人的口味跟我们湖南人的差不多，也是辣而咸，价格上也便宜。我们在候车室一直等到快天黑，才上了去重庆的火车。

到了重庆是在又一天的上午，我们三人出了站后向当地人询问到汽车站，买好当日的去广安县城的车票后，就又到重庆的饭馆吃麻辣粉。天哪，这种粉可真叫麻，干干的，我们三人一人一大碗，满以为出来没有好好地吃东西，这大碗粉能吃得了的，可我们三人都吃不下去，基本上只报销了一碗，那两碗就白白浪费了。天太热，又干又麻的食物我也吃不下，只好又去买来冷饮解暑。

到广安县城的时候已是下午了，我从信址上问到了我那同母异父的哥哥家中。见到我哥就像见到了妈妈，哥哥的长相太像妈妈了。他憨厚，言语不多，我的到来他还是很高兴的。嫂嫂人高马大的很健康，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哥哥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和平，小的叫幼平，叫我姑姑蛮亲热的。以前我们之间虽然从未联系过，哥哥还是给妈妈他们写过信的，我把哥哥家的地址记下了。哥哥只念过小学，而嫂嫂是初中生，她也给妈妈写过信，我父母亲还蛮喜欢她呢，说嫂嫂能干，嘴巴子会说，在广安县城还是个小小的知名人物呢。她在蔬菜大队当大队长，哥哥是在搬运社工作。我来的那天正好他们休息在家。

我在哥哥家住了几天，嫂嫂为我们做了广安的名吃——蒿子粉蒸肉。哥哥虽然言语少，但他对我们的照顾也是很周到的。他给我们铺上竹条凉席，下面还点得有蚊香，让我们乘凉，他就坐在边上陪我说话。在哥哥家住的几天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在广安我写信到成都爱人的大学同学那儿，请他帮我打听宝鸡路段火车通过的隧道什么时候修好恢复通车了，就电报方式来通知我，我好尽快地返家，内地的湿而炎热的气候我们都很不适应了。

托信给了我六舅，是他来广安城接我们母女三人去他们东岳乡的。首先从广安城坐汽车到一个小镇上，剩下二十多里山路弯弯就得靠我们的双脚了。那山路起起伏伏，也比较宽，山峦也不是很多，农户家稀稀疏疏总可以见到。走路我还行，可两个女儿却坚持不了，只好一边和她们玩一边往前走。六舅走惯了这儿的山路，他几下就把我落下好玩，看到我们走得慢，又只好在前面等着。就这样走一阵，歇一阵，总算到了外公外婆家。

外公外婆、二舅、三舅、四舅、五舅、六舅他们住在一起，房子挨着房子，就像一个院子，一家是一家，分得还挺清楚的。只有哑巴五舅伴着外公外婆一起，哑巴舅没有成家，就和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大舅住在两里外的地方。在这里的几位舅舅都看到了，我母女三人也就在外公外婆的家里住下了。外公个子高大，可能在1.8米上下，而外婆却只有一米四左右高，老人家一双眼睛早已看不见什么了，听说是妈妈年青时给别人当童养媳去后，外婆伤心地哭，哭的日子多了，落下的眼病。外婆很贤良，她来到外公家后生了八个子女，大舅小时候就是我妈妈背着玩，到大舅上学了都还是我妈背上背下的，很多年后也只有大舅与我家的关系较密切。

外婆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她走路和拿什物都像看见似的。我们睡的床上的凉席她都要亲自替我擦，还打蚊子关蚊帐。我和外婆的话很多，看到外婆对我这么好，忍不住讲起我妈妈，为什么脾气那么坏，外婆说妈妈的脾气像她亲娘，也就是我前面的亲外婆，说她很凶，像个男人似的。

外公没有多少言语，只是默默地做事或抽烟。哑巴舅舅见我们来了，表现得非常高兴，总看他笑。六舅告诉我，哑巴舅舅知道我是他大姐的女儿，他还特地为我临时编织了一个小背蒌，我还带到了新疆，以后回老家后又带到老家，到21世纪仍留着它。它可是个永久性的纪念。

几位舅舅都接我去吃了饭。他们虽然很穷，但他们真挚的情感却使我永生难忘。到了临走的那天，送腊肉，送布票的，各尽所有的送我，我真的好感动。哑巴舅舅和六舅送我一程又一程，到如今我还记忆犹新。

六舅带我去大舅家吃了一顿饭，我看见了大舅母和秋霞表妹，还有两个大表弟在县城工作也就未见到。我大舅也在城里没能见到，深感遗憾。

回到广安县我哥嫂家中，收到了成都朋友的来电说去新疆的火车通了，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去重庆。

两个孩子因水土不服，满身都是小红点，我害怕她们得病，所以得赶紧回新疆。到重庆的那天热得难受，我们买来冰砖抱在手上消暑。重庆真不愧是火城，手抱冰砖都还热得够呛，快点上车就好了，重庆我们连玩都没去玩一下，就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离去了。火车到成都的那天正好下雨，我们的火车票只买到了成都，在成都车站下了车后，又去买到新疆的车票。买好了车票我们才安下心来在成都火车站的附近转了一下。本来成都的朋友以前说过如果我们到了成都一定去朋友家玩的，可是看了孩子身上那个样子，天又热，我就不想去打搅朋友了。在车站附近转转还比较舒服。成都没有重庆那么热，雨又下得不大。成都的食品花样还真多，做得又精细，见了就嘴馋。我们买了些小吃带着，这儿的手工艺品也精致漂亮，我在此买了一个手提包，是一种藤子编制的，特别好看。在成都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才上了去宝鸡的车。记不得走了多久才到了宝鸡车站，我们又得下去到车站签字转去乌鲁木齐的车。宝鸡算是西北了吧，这儿的空气干燥，使人有种燥热感，车票签字的窗口前排了好长好长的队，没办法我们也只好排队慢慢等着签字了。好不容易签好字，我带着孩子在附近转了转。这里跟成都就不太一样了，有几个摆小摊的，卖的东西很难让人看上眼，我只买了几个大饼带到火车上吃。在宝鸡上了火车后就一直到新疆了。还是在吐鲁番下去又转乘的汽车。这次我们是在和硕县公路上下的车，因爱人和他的朋友每人骑了自行车到此接我们了。

我回到牧业连后没再到五七班劳动，就在休息了，对以后也没什么打算。连队有的头头脑脑传出了话，说什么我爱人的问题已改正过来，推翻了“反革命集团”之说，只是口头宣布了一下，吃了的亏就算吃了，还说什么上要调他到团部工作，要提升他为团参谋，以后他还真到团部开了几次会，人们对他的看法大为转观，尤其是那些势利小人，见了面都与他握手言和，说以前整他是迫不得已，请求原谅等等。

正在此时老家我父亲接二连三地写来挂号信和加急电报，要我速回去顶他们的职，我开始了犹豫，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我问爱人怎么办？他冷冷地说，“他们要你回去也只好回去看看，不管真假也得回去呀。”我其实当时不太想回去，因为来这儿十五年过去了，这十五年以来就从未过过好日子，好不容易苦过来了，现在正好是落实政策的时候，受尽了苦，这一回去，那不在这儿的苦岂不是白受了吗。举棋不定拖了很久，到七九年三月又接到父亲来信摧了。想想父母亲已是花甲出头的年岁了，跟前没一个子女，替他们想想也可怜，干脆下决心回去，好了就呆，不好了还可以回来。

三月份的新疆刚刚开始解冻，气候还比较冷。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新政策，夫妻任何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跨省调动到其父母身边的城市工作，我似乎抓到了希望，想来想去，我有一个女同学在家乡的县教育局工作，她的兄长是该县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为人比较正直，以前听妈妈说，这位女同学去问过我妈妈打听我的消息，所以我这次想去封信试探一下，她如果能帮上忙就会给我回音。当我的去信一个月左右，终于接到了她的回音，并说只要我爱人愿意从事教育工作，她愿意帮忙联系调动事宜。因当时南县也大量需要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教师。我跟爱人说了这事，他本人也很愿意当老师，起码这是个稳定的职业，他厌倦了长年累月地野外工作，再说他从学校毕业出来，一颗红心自己要求到最基层来工作的，工作不到两年就因家庭成分高一点，自己为人正直而被划到了“反革命集团”的圈子里，受压十几年，工作十八年就拿原工资从未加过一级工资，加之我也在哈木胡堤受他牵连十五年，没过一天清爽日子，也不给我正式工作。这种情况下，还有谁会不想回老家呢。

首先我带两个孩子先回老家，只带少量的衣物行李。当时牧业连有人晓得我要回老家的消息了，有连长、指导员来劝我最好不要回去了，这里落实政策也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都说我肯定是当干部，搞业务工作或当老师，肯定不会再去搞体力劳动的。再说我爱人是到哈木胡堤的第一个大学生，少数民族同志还是很相信他的技术和为人，他一定会被提上去的，当时我想这都只是说，还是先回老家看看再说吧。

我带着老大和老四先回家。当时是和醴陵的一个女朋友同路乘火车的。她带着一个只有七岁左右的儿子，她是回去顶父亲的职的。我们一路上有伴同行，大家都有个照应。到了长沙才分道扬镳的。

我们母子女三人回到南县，父母亲很高兴，知道我们这次回来可能会留下来了，妈妈也变得兴奋不已，天天为我们做好吃的。她说过年时将自己喂的一头猪杀了，将肉腌了一大缸子就等我们回来吃呢。看妈妈的身体也比前胖了点，体力也比我好。妈妈见我的样子就说还不如她，那年我刚三十五岁，可是我病恹恹的样子，她就说我太缺少营养了。我自己习惯了也不觉得自己怎么不好，只是脚后跟时常痛，走不了多远就得坐，还经常牙龈出血、头晕。就这些毛病，我也没把它当回事。

回到家里十多天了，我的头还是嗡嗡地，好像还在坐火车，有铁轨与车轮的嗒嗒声间。

隔壁邻居家有位九十多岁的老者去世了，看的人很多，妈妈和我也去看了，妈妈说人活九十岁真不容易，说有德之人才会高寿，一定要去看热闹。后来送葬的时候妈妈又和我追到送葬队伍的前面去看，我跑起来都觉累，妈妈不顾一切硬是跑在我前面，其实就为了看到那热闹的场面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往家走时已经满身出汗了。回到家中坐下来休息，妈妈就要脱衣，我说不能脱，坐下来休息几分钟渐渐凉了，免得脱衣受凉，正说着，妈妈就打了个冷战，说头有些不适，我说妈妈就躺下休息吧。我见她躺下就好像不省人事了。再摸她手冰冷冰冷，知道不好了，赶紧叫人。我父亲将六舅和表弟也从织布厂叫了来，用门板抬着妈妈送去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急诊看说是妈妈的冠心病发作，很危险，送到危险病房住下。当时我真的急坏了。

如果妈妈不得病，我准备住两个月后顶妈妈的职到织布厂上班，妈妈就可以退下来休息。妈妈听了也很高兴。谁知好景不长，就住进了医院。我的头更晕了。妈妈住院三天，我和父亲、六舅、二表弟轮流送饭到医院。当时我一个人送饭是坚持不了的。每次去送一次饭一路上我要休息三次，硬是要坐下来休息才行的，从我家里到医院不过两里路吧，可当年我就那么差的身体坚持不了。多亏了我六舅大力帮助，有时候他还来家帮我做饭，他本来是千里迢迢从四川广安来此打工的，在织布厂弹被子，二表弟当他下手做事。这次妈妈住院幸好有他叔侄俩帮助。

妈妈住院两天多少还吃了点东西，第三天渐渐胃口好些了，人的精神也好一些了，起床要去卫生间小解，是我二表弟扶她去的。当妈妈小解后就起不来了，当时还是二表弟费好大力气才将她抱起艰难地走到病房的。因妈妈的身材比二表弟都高大。二表弟说妈妈放在床上后就不行了，赶紧叫来医生也晚了。妈妈就那样平静地离去了。我和父亲都不在跟前。

听说妈妈死了，父亲像发疯似地跑到医院，口中还说：“这怎么可能 ，今天还想吃饭呢？”他跑到医院大吵起来，说妈妈的病不应该死，是医生不负责任造成的，说有一次父亲就发现放在妈妈鼻子底下的药瓶是空的。再说了，危重病人怎么能住在来来去去人多的门口呢，这都是医生不负责任所造成的。父亲哭呀、吵呀都是白费力气，他不肯接妈妈的尸体抬回家，要留在医院里。那时的我似乎木了，不晓得哭，也不晓得如何来处理这事。人们有人说了，如果没有背景是斗不过这些医学权威的，如果有钱也好办事，可我们家要什么没什么，能斗过谁呢。

本来从新疆回来是带着美好的愿望，也想彻底摆脱那十五年所受的煎熬，走向新生活。谁料我的苦日子还会继续 ，看来还得煎熬啊。生就的命奈何不得。

重新打起精神。首先我去县教育局了解爱人的调动之事。教育局一方竟然将这事放在一边了。我找到主管教育人事的，说明了我家的情况，并向他们作出了保证，保证爱人是忠于教育事业的，不会调回来从事教育工作而不安心又这山望到那山高要跳槽。当即他们就拍板说再研究。我抓紧时间盯紧教育局，问他们几日有确切的回音，他们说三天之内听消息。我真的三天后去了教育局，正好办事人员手里拿着我爱人的调函要去邮局。接着我也跟他一起到邮局，看他确实寄起了调函，我才放心地给爱人发去了电报，告诉他调函已发出的消息。

妈妈的死给我打击很大，尤其是妈妈在织布厂上班几十年，月工资还只有三十几元，她已六十岁出头的年纪了还没有让她退休。妈妈一生都喜欢作人情，张三家有事了她要去凑热闹，李四家有什么事她同样要去凑个份子，而妈妈自己家中从未有任何事来打搅别人。妈妈去世了，那些曾经得到过妈妈好处的人竟然有拿五角钱来表心意的，也到厂里来吃妈妈的丧葬费，她们还口出恶语说什么不让我得一点什么。真好笑！我也从未想过要得父母亲的什么，更何况他们自己连一件多余的衣都没有，家里连一张饭桌也没有，他们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就连这间契茅草屋也是当年我凑钱买的呀。

妈妈的丧葬费还剩下百十来元钱，父亲一手领回，他要将妈妈的骨灰送到妈妈老家四川广安县东岳乡去，当然我没任何异议。反正我没拿妈妈的一分钱。

送走妈妈，我带着两个孩子守在茅草屋里，过了几天外面的的发话了：“你晚上听到什么声音了？”我说没有啊，只有老鼠出来觅食的声音。想想这些人真可笑，他们说我妈妈的鬼魂来找我了，我问心无愧，找我什么呀。我在新疆那样受苦，也没忘了给父母寄羊皮、毛线和布呀，我没有什么亏心的，我心安理得，外面的人爱怎样怎样说去。

当我走到大街上时，遇到很多熟人，我多想他们对我热情些，我也总是喜笑颜开地与他们打招呼，可是有的人就像躲瘟神似地不愿意接触我，我感到莫名其妙。怎么家乡的人情如此冷落，简直让我不可理解。从新疆回来后只有李淑珍和我还像从前一样关系密切。她是我儿时的同学加好朋友。妈妈去世时，她和其爱人，还有她的父母亲都上门来了，其他同学没一个来的，就连我爱人家的亲戚也没人来慰问。爱人的兄嫂还是去通知了才空着手来作客的。

我对家乡的人情冷落很是伤心，也不想让爱人再回来了。如果他决定不回来，我就打算做父亲的工作，带他同我们一起回新疆。可是爱人回信说，他也做好了回来的准备。所以我也无法，只好听他的了。

七九年七月爱人和两个女儿回来了。我们一家七口人住父亲的小茅草屋是住不下了，只好就近租了一间茅草屋，是个八十多岁孤奶奶的，在她家里间开了两张简易的闲，除了晚上睡一下，白天全在父亲的茅草屋里活动。

休息了几天，我和爱人同到教育局报到。教育局主管人事的股长见了我们表示很欢迎，问爱人回家乡来工作有什么要求，为了尊重爱人，当时我没抢话说，可出乎我的意料的是，爱人竟说出什么要求不离本行，我会气蹦了。他的本行是什么，在新疆时他是兽医，而回来是当老师。紧接着该股长说：“好啊，正好‘五七大学’有个兽医班缺老师，你就去那儿吧。”我如同掉到了冰窟窿。好不容易从边疆的农场回来，而又到老家的农场。那个“五七大学”就是在南县乡下的华美院农场，并且交通还很不方便，要走二十多里路才到。当然对于爱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好，他可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有食堂供餐，一天就那么几堂课，比起在新疆他同样舒服，只是我的生活不但不好，还增添了新的困难。老天爷您说我到哪儿去算八字啊。

啊，还忘了说孩子们读书的事。南县地方不大，可讲究还挺多呢。我带着大儿子和最小的女儿三月份就回来了，我带着儿子到南县一中去联系上初中，当时管学生插班的是刘主任（教导处主任），他听说我们是从新疆回的，就明说新疆的教育水平很低，不收我儿子插班。当时我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后来我只好又去找熟人到城西中学插班，去城西中学找了校长，城西中学当时是位女校长，她说插班可以，先通过考试，结果儿子在数学测验得了八十多分，当场校长拍板说让我儿子插到涂老师的重点班学习。其实这位涂老师我们认识，她的母亲与我们家曾经作过邻居。她见了我儿子要插到她班学习，她表示不肯接受，主要是对男孩有偏见，校长发了硬话：“不要也得要，就插到你班了。”涂老师很不情愿地收下了。

记得儿子插在重点班学习在期中考试是排在22名（全班五十四个学生），到期末考试就排在了全班的第三名。这以后涂老师改变她不正确的看法，见了我也开始有了笑容。我本来就相信自家的儿女都是很不错的。

小女儿是我带她到建设小学去上的学。刚开始去插班到一年级，然而那里的校长考她的时候，她因听不懂南县地方话，老师问的什么她没有回答，建设小学的老师说她不行，只好拖到下半年又从一年级读起。最可恶的是，建设小学编班时，明讲是择优，他们的择优条件是干部子妇、有钱家的子女，或是长得他们认为漂亮的小孩就会编到好班，教好班的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和特级教师。我的小女儿长得不丑，但他们认为笨，将她编在了该校最差的班上了。她班的班主任是位代课老师。

爱人是带着老二和老三在暑假期间回来的。老二正处在升初中时期，在新疆考过了，完全没问题，回来后我干脆就带她城西去了，通过考试才入的学。

爱人看我一个人带四个孩子负担太重，还有我父亲也要人照顾，他就将老三带下乡上小学了，可是他只带下去照顾了一学期，老三满头长了虱子，吓死人了，我赶紧将她头发剪短，想办法灭了虱子，说什么我也不让她再跟她爸去乡下了。我就带老三到建设小学插班，当时她念三年级了，建设小学的校长无条件地不想收插到班上，我的话硬得很：“我家住建设街，孩子本应在这儿上学，你不收也得收，最多不就是通过考试么，通不过最多降级也得读。”后来通过考数学，当时有位教数学的女王老师在一边看着我的老三答题，考试成绩也是八十多分，那位站一旁的王老师连说：“这个孩子我要了。”就这样三女儿到了王老师所教的重点班读书了。

将孩子的学校都找好后，我也到了父母的单位织布厂上班去了。刚开始进厂时是将我安排在准备车间当纺纱工，三班倒。当工人真不亚于在新疆时五七班劳动那么累，每天除了吃饭，要站八个小时，起初我硬是受不了，站得双脚后跟痛得要命。好在负责人没给我定任务，干多干少由我自己。我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我就像过鬼门关似的难，但也得硬撑，对于厂里的规章制度我是十分遵守，从不迟到早退。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上夜班，从半夜到第二天早上8点。上了夜班后回家我根本也休息不了，一日三餐要安排孩子和父亲的饭菜。在织布厂做工的月薪也不高，每月只有28元整工资，另外还有什么满勤奖，也就是天天上班，从不耽误的才有的奖。爱人调回来后月薪也只有51元，他在乡下不用钱也得要一半没有了，所以我们家的经济是很困难的。后来我从朋友处买来一台缝纫机，在织布厂上夜班时，利用白天替人做衣服。我没有正式拜师学过艺，是自己从裁剪书上学的，只能做夏装。我给那些年轻的女孩做娃娃衣和连衣裙，工价便宜，做一件娃娃衣只收五角钱。就是这样，我一天也能做五、六件。在当时来说，每天额外收入两、三元钱就很不错了，起码够一天吃菜了。那时无论多累我只要收到加工业务，一定会尽快做好的。一天到晚忙的我晕头转向，牙龈出血。就这样坚持在织布厂干了一年整。他们当官的说话像放屁一样不算数。原先在我父母面前说让我从新疆回来顶职的，现在却是把我当临时工对待，根本没有半点让我顶职的意思，并且更可恨的是在年终发满勤奖时，发给我的不是满勤奖，无缘无故扣掉了几块。我一气之下离厂不干了，要做临时工什么地方都有得做。

老父亲看到我的辛苦，他几次在政协会里提出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收入又少，好不容易将女儿女婿从边疆调了回来，而让女婿在乡下工作，照顾不到家中，希望政府给予照顾。就这样，我爱人从二十几里地的乡下又调到离城十几里的乡下的另一个中学教书，换汤不换药，对我家现有的困境仍起不了半点好作用，爱人的那点工资仍然只有二十几元给我们用。

我从织布厂出来，经父亲的朋友又介绍到建设小学去代课。本来我当小学教师是比较适合的，对学生我从不歧视，无论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和学习成绩的好坏，我都有十分的耐心，并且在教学上也不是死碍八板地照本宣科，把课堂搞得很活跃。在检查学生的作业时也很耐心地将错改过来并告诉学生的解答方法，与学生们的感情也渐渐好了。可好景又不长，因学校个别老师那个吊样，挑拨学生来欺负我班上的学生，她自以为是师范中专生了不得，走来走去的口出恶语，我又受不了。实际上该校的女校长对我还是一视同仁的。学校发任何物质都有我一份，我带这个班她也比较满意，也可能是我以前受的气太多了而容易过敏，我还是不想在此干了。以后校长几次托人请我，我也没再去了。

一九八二年经同学介绍，到了一个街道的商场工作，那里没有会计，我也是边学边干，干得差不多了，经理要我将几天的账作好了就去站柜台当营业员。开始我不同意，认为会计是不能与现金打交道的，她说没关系，这儿从来就是这么干的。既然经理都这样说了，要干就干吧。这一干不打紧，站了几天柜台便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商品的进价和报到我会计这儿的价不符，另外零售价与实际销售价又有差别，这中间漏洞的去向不明不白。我们这个商店大大小小的商品有千多种，加起来漏洞就大了。说得不好听就是贪污和偷税。我在其中也脱不了干系。再说经理和采购员同去借出差搞旅游，当年的账当年不让我报销处理，要拖至来年。我这个人虽不能算清廉，但为人正直，搞歪门邪道我是坚决不干的，宁可受穷。辞职不干了，走人。

在家休息了几日，又有同学关心，介绍到建设街机电厂去工作，具体是搞保管员工作。这是个街道上的集体企业，总共才十几个人，厂房也不大，业务还比较红火，我当保管员，事情也不多，只是一天到晚，除了午餐，八小时都要守在库房里。

在机电厂当保管员，也学会了一些新的知识。机电产品很多，通过些什么工序也基本了解了，各种型号的产品我也掌握了，产品入库的时候都是通过我来验收的，还有收进来那些材料也全归我一手进进出出，人们都说我是实权派，反正什么事我都会按规矩办，什么人套近乎都白搭。

话又说回来，父亲见我们经济十分拮据，正好住我家屋后的邻居要拆旧房建新房，他们找过我父亲，想我们的破茅草屋卖给他们。我们的房子虽很破旧，又是那种过时的茅草屋，但地基还是有二十平米左右，单独修建房子不怎么好，而他们将两家地面积加起来同时建房还是很好的。父亲想将就人家，就答应了卖给他们。我不同意，心想困难只是目前暂时的，等孩子们出去了，条件有所改善，我们自己再改建一下，说什么得自家有房才能安心哪。可是父亲和我吵得厉害，他一口咬定要缓解一下我们的困境，说我别做梦想将来修房子之事。无奈，居于父亲的好心，我只好又依他将屋卖了。从八二年开始又要租别人的屋子住了。这次租的是都会的公房，是由政协出面给办的，租金不算太贵，是安息会的楼上，虽然只一间大屋，但一大家人也能住下。

我们刚回来时，租了一间老奶奶的茅草房，只是晚上进去睡一下，那老奶奶看我孩子多，她故意放放到床头柜上，看我的孩子们品德如何。多次下来，她在邻居们高度地表扬我的孩子教育好。孩子们从老奶奶外间屋走过时，连放钱的地方看都不看一眼，他们从小以来就养成了好习惯，一不会骂人，二不会随便拿人家任何东西，三不嘴馋，兄妹四人总是和和气气地在一起，很听大人话。我带他们除了精心照料他们一日三餐，浆衣洗衫和冷暖外，再没有烦我的事了。

住在安息会的楼上，我告诉他们要轻手轻脚，不要影响楼下的住户，他们都做的很好。有次我比他们回家晚些，他四兄妹像的排队似的站在楼梯上，我回来后邻居告诉我说：“你们家的孩子怎么如此听话，没一点声音，如果不见到他四人，还不晓得有人站在楼梯上呢。”对于这些我是很受安慰的，虽然我是很忙，但有这四个听话的孩子，我为此骄傲。

最不关心和没人情味的要数我家人家的那些农村的亲戚了。我家经济这么困难，他们还麻烦我们，今天这家做生日，明天那家嫁女收媳妇，后天又是丧事什么的，一年中有那么几起要送钱去的事，爱人一个月就那么点交给我，我怎么安排都不够。只有从牙缝里省了再省，但孩子们都处在长身体的时期，他们亏不得呀。

每天早上我第一个起床，要安排全家人的早餐，要洗全家人的衣服，还要去菜场买一天所吃的菜。有钱好买菜，钱少就得精打细算，找便宜的菜买，还要新鲜。一日三餐大都是吃蔬菜，从不让孩子们吃剩菜和不新鲜的菜，饭也是做一餐吃一餐，不吃剩饭，一个星期我们可以买两次肉类改善伙食，每当有好菜时，孩子们谁也不会主动去夹肉呀鱼呀这些很少吃过的好菜，总是要大人夹到他们碗里才吃。我见了这种情景心里好难过，穷人家的孩子真懂事。平时他们从来不找大人要钱买零食，也没有埋怨过大人什么，从不认为别人家怎么怎么富，自家如何穷的思想。他们就很理解家里困难似的，上学从不迟到早退。达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境界。几个孩子读书都是名列前茅，期末以后都会拿到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的奖状和奖品回家，谁家有了这么听话的好孩子，都会觉得骄傲、自豪，就是再苦心中也甜啊。

在一九八三年我们又搬到一个新地方，那儿是江家湾，地势很低，每逢下雨就没条好道走，稀泥垮水的很难走。租给我们住的房子也很破，下雨时，外面下大的，屋里就下小雨，少不了要在几个漏雨的下面放几个盆呀桶的。屋子又黑又潮，房子有三间，没有洗手间，夏天洗澡就在屋后面用那种竹垫围一个临时洗澡的地方。蚊虫很多，我们过穷日子也习惯了，好歹是间独进独出的房子，还是比较方便的。只是厕所太远了点，并且很脏。没办法呀，别人能上，我们也能上，要戴口罩上茅厕才行。

老大升高中时，是城西中学以第一名考入县一中。当时一中编班时按城市与农村来编的，所以老大就编在了城市班了，老二也是以最高分从城西考入县一中的高中重点班，老三小学毕业直接考进了县一中的初中重点班。听说她读小学那个班就她一个人考入了一中，其他的是考上的城西中学。

住在江家湾孩子们上学的路比较远，快走也得半小时，前面三个都在一中读书，老四在小学这个烂班子里读书，虽然成绩是上乘，但也只考上了城西中学，四个孩子在两个不同方向的学校读书，看着他们读书也是很累人的。他们个个表现优秀，全部是在上初中时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尤其老大是一直都任班长，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

我们住在江家湾时吃的自来水还是到自来水供应点花一分钱买一担水排队挑来的。有时是孩子帮着挑水，为了节约水，我们洗衣服时在家里洗一遍，以后就拿到大河里去清洗。当然要在我们休息时才能到河中去洗衣。我们家住的地方离河有半公里远，到河水里洗东西的人还很多，比在家里用盆子装水洗干净多了。

厂里的人都知道我家困难，每次知道有便宜的东西总是告诉我去买。到了下午五点来钟下班后，我总是要绕菜市场走一圈，看看有没有一天下来卖不完的鱼呀虾什么的，寸把长的小鱼只卖两角多或不到五角一斤，很划算的，遇到了价廉物美的小鱼小虾我就会买好几斤，回到家里最难的事就是清理小鱼的内脏，为了吃的干净，我一条一条地除掉小鱼内脏，有时候要弯腰驼背地清除几个小时，真比上一班还累。可是几斤小鱼够我们一家人吃好多天。

父亲跟着我们一家子过也够苦的。他本来就有病，要有好的生活才能对他身体好一些。他每天喜欢到茶馆去喝茶，与老友们聊天、下棋。回到家来喜欢喝一小盅酒。没下酒菜，他就叫孩子替他去买两毛钱的花生米来下酒，买来那么点花生米，他还要给每个人分到，一个几粒，每次少不了有我的份，可就是不给我孩子他爸。在父亲的心中他认为女婿最无能，全部家庭重担都落在了我一人身上。父亲还时常对他的老友说：“我女儿真艰难呀！”有时父亲还从他那不到四十元一月的工资内抽出十五元给我当他的伙食费。除此以外，看到我们很少吃荤菜，他又会拿自己的钱买来大鱼大肉要替我们改善伙食。也巧，每次有好菜吃的时候，乡下亲戚总有来光顾的了，所以后来他们在别人面前说我家生活好，还说什么住城里喝水都甜。

儿子念高二的时候，是秋天了，我的一个同学要到益阳去住几日，她托我帮忙守房子，也就是晚上睡她家。当时是我父亲和儿子去睡的。睡了近半月，那时的天气比较凉，他们睡的竹垫子，可能是太凉了导致儿子咳嗽。开始我没理会，一个月了他还咳，引起了我的注意，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儿子得了浸润性肺病，要隔离治疗、休息，不能上学了，当时我听了如五雷轰顶，取了些药回到家里，我对儿子说千万不能让任何人晓得有病的事，我自己来用土方给他治。后来就买了好多捆甘蔗放家里让儿子每天吃，另外我请他乡下的爷爷用一个土罐子在农村里专找6岁以下小儿的尿尿，装了差不多一罐童子尿后，我又买来一百多枚鸡蛋放在尿罐子里泡着，大约一星期后，每天取出一个尿泡好的鸡蛋放在锅里蒸，熟后吃蛋。大约一个月之后，儿子没有咳嗽了，人也竟长好，再到医院检查，什么病也没了。自家总共花钱不到五十元，这就是土方治大病。

到儿子高中毕业时还差点验上飞行员呢，只因眼有麦粒肿而未去成。他本来想报考军事院校，因胆小，像他父亲一样对自己没信心，想考医科大学而让其班主任将一、二志愿换了次序，将填在第二的甘肃工业大学换到一志愿一栏了，后来就被甘工大录取了。我为之惋惜，他也后悔莫及，只是当时能考上大学似乎了了心愿。

八四年儿子考大学时，我没有任何急的举动，只是急在心里，表面上很平静，为的是不让儿子心慌，考场就象战场，要沉着应战，尽心尽力就行了。当时儿子的心里想的一定要考上一个大学，如果自己考不上，后面的妹妹看着呢，自己必须得作好榜样，他考出的成绩已超过本科线十几分了，这才安下心来。

儿子考上大学了，他老子才从乡下中学调到一中来，这都是我们费了好多力才调进城的。首先是我执笔向湖南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柏原同志去信，详细讲了我们一家人是因为什么从新疆回老家的，又讲了目前家中的种种困难处境，还提到如果硬是调不进城来，我们愿重返新疆等等。后来又有我父亲给县政协提案中阐述家中困境并提出政府的照顾，历时半年才好不容易办成功的。

儿子考上了大学，我得为他准备行李和钱，好在这年的棉花价便宜，只有八角几分一斤，我买了几十斤棉花，弹了大大小小十床棉絮，给儿子两床大被子带到大学去用。那年儿子十七岁，我只送他到岳阳，等他上了去西边的火车我便回了家。儿子到了兰州学校后，给我来信说他第一次离开家，以前一切事务都是我一手安排，他独自的生活有些不适应，衣物怎么放都不知道。给他装衣物的木箱子还是我父亲年青时用过的旧木箱，装被子的是一个麻袋。看这样儿别人就晓得是来自贫困家庭。儿子到校后，我母子的通信较密，就跟在我眼前似的。我有什么话都会及时的写信给他让他小心注意。无怕他一不留神会变坏。他也写信告诉我，说他一个寝室的同学都比他年长几岁，来自五湖四海，有的还抽烟。当时我知情后很着急，一直担心他的大学生涯。

紧接着第二年老二也要考大学了。我的父亲在此时生病卧床不起了。我和爱人商量说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什么也不去医院，他说怕医生不负责任而让他过早死去。没办法就让他躺在家中。他想吃什么，我们尽量去买来，可他就只能吃一点点。父亲虽病重了，可心里还是很清楚，他嘱咐我的大女儿考大学选近的地方，不要去远了，他说你们四兄妹真幸福，有这样好的妈妈来照料你们，将来你们要报答妈妈的恩情呀。我晓得父亲病中的言语发自肺腑，他在悔我的童年和在他们跟前的那些岁月，如果父母亲像我一样对待子女，我肯定是很有出息的，小时候我是很喜欢读书的，兴趣爱好广泛。

正在老二统考的时候，父亲病逝了。父亲比母亲幸运些，多少伴着我们享了六年的天伦之乐，可怜的是父亲跟我们在一起没有过一天好生活，与我们同甘共苦六年，如果伙食开得好一些，他完全还可以多活几年的，去世那年也只有六十七岁。我乡下的公公比他年长十岁，身体好好的，一点病痛都没有。

父亲的去世没有给孩子带来丝毫影响，老二填报大学志愿时，她想考大连工学院，她喜欢物理和数学，以前没事时就摆弄半导体收音机，我觉得女孩子考工不好。虽然大陆解放三十几年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是有的，我从报纸上就曾看到过女大学生分配工作难的事，因此我不让她考工。她是理科生，我让她填报华东师范大学，今后毕业从事教育事业，女孩子是最好不过了。无奈之下她同意了。结果录取通知单寄到家里后，女儿见了录取的学科后哭了，是录取的地理学科，她自己填报的是心里学和教育学，她不想去读这个地理学。在我们家乡，地理根本不被师生重视。我思来想去劝女儿冷静对待，地理也是要人学的，就如同红花要绿叶来衬托一样少不了，再说读师范在八五年来说，国家还给学生补贴，这也就给我们家中也减少一点负担，我给大女儿作了思想工作，她也算是默认了。她高考那年，是以超过重点录取线十几分的好成绩被华东师大录取了，在我们县里还贴了红榜，一中还给予了二十元的奖励来表彰一中老师子女呢。

大女儿到上海去上学，也是我送她到校的。在上海玩了两天，看看没什么事了，我要回家，当时大女儿还哭鼻子呢，她也是十七年以来第一次离开我，有点捨不得也是自然的。我离开上海没几天，到家后收到她来信说，我走后第二天，她们老师就带她们地理系的学生去黄山旅游了，以后渐渐地也喜欢上了地理系。

送走了老大和老二，剩下的精力就放在了老三和老四身上了。老三也读高一了，老四在读初二，我仍在机电厂上班，爱人又从一中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干了一年，他不适应那种常到下面跑，吃吃喝喝的，就又回到了一中。

一九八六年夏，我家从江家湾搬到了一中四十八套间的住宿楼。我家分在一楼，凡是不教主课或年纪大些的老师，大部分一楼住，有大小五间，另外还有间杂屋，三室一厅一厨的房子，两个孩子搞学习也很方便，屋子亮堂堂的，当时住这种房子，租金便宜，只有几元钱一月。这也是我们几十年来住的最好的房子了。

我家住房条件改善了，老公的工资也提了好几级了，有百十来元一月的薪水，在外读书的儿子每月给汇去四十元，大女儿汇二十左右，当然看情况而定，寄多少也是有的。我在机电厂每月三十几元或五十几元，最多时加资金也有七、八十元，总的来说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厂里又进来一个新办的纸盒厂，因没地方暂借我们厂的空房子用一下，我时常跑到纸盒厂去看他们做纸盒。就是那种装针剂的纸盒，刚开始是做一个纸盒，给手工费1.2分钱，后来又降到1分。看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也可以领材料到家中利用空闲时间来体系。正好放暑假期间，孩子们也可以帮忙来做，增加些额外收入来补贴家用。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为主，几个孩子为铺，我们加工费就挣了三百几十元，成绩不菲吧。别看那小小的纸盒，加工起来有十二道工序，靠的是手快。动手方面我是最拿手的，一天我能做好五百多个纸盒，在动手做的时候，别人只看到我的手在不停地动，至于如何做成的，即难看得清楚。我坐在窗下做这种纸盒，经过我家窗户外的楼上夏老师说不知我在干什么，手那么快。一天下来我的全身都累，整日除了吃饭上洗手间，就坐着不起身了。否则一天做不了多少盒子的。我做好的纸盒子送去厂里后大家看了还拿到居委会参观呢，都说我做的纸盒子又干净还漂亮。

等孩子们上学去了，我还想做这种纸盒。想请老公帮忙领材料搞运输，纸盒做好晒干后又送到厂里去，纸盒很轻，可推头很大，要用人拉板车装才行，老公嫌麻烦，不愿意帮我，他不愿干的事你硬要他干的话，他就会拉长着脸，叫人看了很生气，我只好作罢。

我不是一个懒人，能干的事想尽量多干点，有挣钱的机会就想多挣点。厂里有一个月头头发话了，说我们搞业务的坐那儿太舒服了，停一个月固定工资，让我们下来与做工的一道搞计件工资，这下我可高兴了，说干就干，我们几个下到钳工车间与工人们一道干活，手拿锤子叮当叮当地锤摇手把，那可全是硬邦邦的铁傢伙，从来未干过此活的我们，一天干下来双后疼得要命，我仍然咬紧牙关干。有的时候累得我回家都走不动，而我的老公却无动于衷。有时候干活到很晚才回家，别人老公会来接她们，可我却没有人来接，一路上我是又伤心又累，举步艰难地移到家中，又是一夜失眠折腾，长时间这样下来，我的更年期早早到来，搞得我死去活来。

那一个月搞计件工资，我领回了五百多元工资，在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了，高兴得我拿了钱就去买来两大件，一是近三百元的收录机，二是航空牌单缸洗衣机，当年要两百多元。我多么想厂里一直让我们继续这样干下去啊，那真是不要命干活呀，辛劳所得工资也太可观了。

那个时候我的更年期反应很大。自己不知道怎么就火气大，爱生气。平时尽量地忍，一旦爆发了那就全然无所顾及的，事后就像害了场大病似的蔫了。从厂里到一中的路有两里吧，我觉得它老长老长，走得我头晕。如果突然有自行车或汽车从我身边擦过，当时就会晕倒，好多次都这样，很危险的，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贫血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给开了不多点小药片，就花了三十几元钱，后来我再也没到医院去看了，自己在家中找中医书上的药方，狠命吃中药以解燃眉之急。谁晓得是更年期呢，总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太差造成的，没有找对病根，吃药也无济于事。

八七年一中调高级职称，老公因自己的原因没调上，他自己气自己，我趁机说干脆重回新疆吧，他说要得，让我写信去联系，我又一次信他了，真的写信到乌鲁木齐人事厅阐明了我们的情况。到年底时，原单位还真发来了调函，到县教育局来了个多月了，问我老公怎么办，老公说算了，退回去吧，就这样又一次失去离开本县的计划。第一次是在八四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几年，沿海一带大量招募人才的年代，我问老公去不去，老公说去啊，你联系吧，我信以为真，立即将报纸上看到的招聘单位的地址记下来，当时是广东省人事厅招集全国人才成立了一个人才库，我将老公的详情写在信上寄过去，不久广东人事厅寄来了表格，老公却无动于衷。我几次让他将表填好了寄过去，他就当儿戏，把我当猴耍。我气不过了，说他没一点男子汉气。再怎么说他，他就是那副德性，拿他没办法。这一次我又轻信了他。他又说什么，学校老师都劝，别人都叶落归根，你还往外跑什么，他就是听了这话才不想动的。只是空喜欢了我，白忙活了我。

老三本来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老师们也很喜欢她。她班的班主任是个男教师，是一个极不尊重女生的老师，他在班上公开抵毁女生，说女生天性就比男生笨。这位老师就在没任何察觉的情况下得罪了我女儿老三。老三气得不得了，她自尊心很强的，就当她高考时，情绪所致，就她班主任教的物理科她考得很差，当时她班主任还不知情呢，还只考了三门科目时，班主任就到我家窗户外对我们说，赶快给孩子准备好行李，认为老三考大学稳坐轻拿的能考上。谁料高考完了后，我的老三很沮丧，知道情况不妙，她说就是物理没考好，也让其班主任少一份欣喜。那时候一中一个班考出去的学生多少，关系着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的声誉和资金收入，听说这位班主任以后也调走了。

我的老三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学习。她告诉我这届的班主任很好，从不歧视女生，该班主任也是位男老师，是位很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说我家老三能考一个重点大学。她本来就成绩优异，这次她真的考上了第一军医大学，她的考分在一中名列第二，就是全县也同样是第二名，与一名相差十分。

是我让老三考的军医，她本人也不是很愿意的。她理想中的大学是理科生考的那种带文科性质的大学，当时她就说了，她想读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当年她考出的成绩也达到了两校的录取线以上。

我的厂友和回南县以后重新结交的朋友们，都要来为我家庆贺。以前我没请过客，我老早思想上就有个打算，四个孩子要培养三个大学本科生，一个中专或大专，我就心满意足了。前面考取了两个，我心中虽然是高兴，但希望在老三，如果老三考取了大学本科，我就要放万子鞭炮，同事们还真的习了几挂万子鞭炮来我家时放了，这在一中来说是少有的，那天鞭子放得热闹极了，后来我们还办了三桌酒席，请了学校的领导和任教老师以及我的朋友们，平生以来花钱最多的日子就在那一天，大约有五百元左右吧。但我花得高兴，实现了我曾经的愿望，再一次证实了不会比男孩差的事实。我的儿时就受尽了重男轻女的歧视和虐待。

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老三这年考第二，考头名的也是个女生，她考的是清华大学。那年该校参加高考的就有好几百人，怎么一个男生也没有超过女生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中国解放几十年了，妇女翻身得解放，讲男女平等，事实上还有好多地方男女并不是平等的，就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轻视女生，这不可叹可悲吗？

老三考上了大学后，她的话比以前多些了，还告诉我一中有个别的女老师说什么我家老二是笨鸟先飞，又说我们家考出两个大学生了（在老三未考大学之前讲的）都不请老师吃饭，说我家小气，老三听了很生气，老师嘴里讲出这些话太可笑可悲了。我告诉老三，儿子和大女儿考上大学以后，我都给这些教了他们的任课老师买了礼物让孩子送上门了的，基本上每位老师送去的礼物在十几元以上，我以为送礼比吃饭强得多，一则不会有损于老师的形象，送礼是孩子一人送的，别人不知道的，二则比较实惠，这都是我的考虑，就连前面讲我们小气的老师她也受了礼的呀，这样的老师岂不是太把自己不当人了吗？这是一个人民教师应该有的德性吗？！我曾经当过老师，那个时候学生要帮我做家务事，我从来都是拒绝的，我认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形象是多么伟大而神圣，我们当人民教师的言行都要以它为准绳，不要自己破坏自己的形象，太不应该了呀。

三个孩子在外地上学，从表面上看我的负担比以往轻了些，我的思想并没有减轻对他们的惦记。三个孩子的信息都是我与他们往来。他们有什么话和什么困难都会写信回来告诉家里，而每封回信都是我一手执笔，写信时各方面的事情都会写信告诉他们注意，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做人，不要做或不能做的事不能做。八八年不是搞了一次学生运动吗，我的孩子们都没有去盲目的参与，也没有发生让我担心的任何事。

老三学医是很辛苦的她了。首先最难的关是军训。她在四兄妹中体质比较弱，白净的皮肤在几个月的军训中晒得红黑红黑的了，她那胆小的心灵也闯得大些了。只有她刚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送她，也没有带任何行李衣物，部队学校有领队来带他们从长沙走的，到广州也不是很远，三女儿虽然情怀比较脆弱，但她还是能吃苦的。

三个孩子有两个快毕业了，当时我还是希望他们继续 往上读研究生，可他们都要早点毕业工作减轻家里负担。他们的来信表明成绩都不错，老大和老二在班上都是团支部书记，老三也当班长了，老大还能拿到奖学金。

我于88年就没有去上班了。那个机电厂没多久也倒闭了，还不是头头搞个人利益搞垮的，自然是自家吃老玉米了。正好我的身体要休养，在家里自己找药方买药吃。同学的妈妈见了我说过几次了：“你的子女会读书，都有出息，可你自己的身体要好些调养啊，否则会过不上那好日子啊。”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可我神经衰弱也很严重，受不了丁点儿刺激，也听不得吵闹声，住在楼上的人根本也不顾下楼人的感受，时常弄得叮当响。他们还缺德之极，站在凉台上往下吐痰，丢肉骨头，倒洗米水和丢其它脏物。有的时候我晒在外面的衣服上还看到有痰，我见到后头就会晕，也就是气晕的。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睡不得觉，脾气也越来越暴燥，甚至还与楼上的人吵架。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我想换个环境。九零年8月我重到新疆去看了看，一路上我都没有睡过觉，就是观望车外的风景，看看改革十年来的变化 。火车经过甘肃时特别注意了一下，变化大着呢，似乎那里的山变绿了，水也比以前多了，姑娘们穿得也漂亮些了。我们坐的那趟车人满为患。8月的天气还很炎热，弄得我有些招架不住了。在天水车站我下去休息了一下，真想打退堂鼓回家算了，想想又不甘心，已经出来了就没有回箭了，还是往前走吧。

到新疆吐鲁番车站下去转车，在那里又吃到了久违的绿宝石葡萄，真甜。买一斤这样的葡萄我都吃不完，主要是太甜了，在内地是买不到这种真正的吐鲁番葡萄。

在吐鲁番上了南下的火车后，我仔细观察窗外风景，这次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远涉以前几次往返于新疆湖南，但从没有雅兴观景，都像是逃难似的紧张。这次可不同了，专程来看改革以后的变化的，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情趣。

火车经过半山腰时，看到了歌唱家马玉涛唱的那首“马儿呀……”，歌词中的绿丝毯草地百闻不如一见，那种柔柔的绿草真漂亮。可惜我没有照相机，能拍下来多美呀。看见了绿丝毯上放马牛，还有骆驼。火车此时的速度也放慢了，似乎就是想让我们看个够。经过这段风景，我们也感到有些凉飕飕的，要穿单夹衣，幸好我也带足了衣服，要不然一定会挨冻了。

我到和静火车站下的车，有我们的老乡加好朋友的子女来接我了。男孩叫自新，女孩叫小芳。他们接到了我后，一同去市场买了一条四、五斤重的鱼，还买了水果，然后我们坐汽车到的哈木胡堤223团农场。旧貌似乎没有换多少新颜，也见不到几个人在外面走路。空气很宁静，没有了十一年前的热闹，显得很沉静。很快我们就到了自新他们家，文嫂拉着我的手，像姐姐那样久久不放，我们久别重逢的话好长好长，那餐饭都是自新他们做好的，我也到了家似的舒服。那夜我睡了一个好觉，似乎人都觉得新鲜了好多。

哈木胡堤住房大部分还是土砖房。老文家的也不例外，住在里面就是舒服，晚上要盖十斤重的棉被，让人睡得踏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环境，如果老公和我同心，我真想在哈木胡堤养老送终。

老文家屋前有个很大的院落。院子的前方是一个白杨树林。文嫂说这些树全是她一手栽的，现已成大树了，再过几年就可用了。他家还有一个大菜园子，西红柿、辣椒、韭菜、空心菜、茄子等好几种菜，很方便又实惠，没有任何污染，怪不得比我大十多岁的文嫂是满头青发，一点也不见老，她是个勤劳人，一年四季不停地干活，筋骨还硬朗。

文嫂带我到她家几个房间都看了，她还收获了些水果，说是晓得我就要来，专门为我准备的。拿出这些水果让我吃，她说放在外面就会让媳妇吃掉，她真把我当亲妹妹了。以前她也告诉过我说她娘家没什么人了，她希望我来这儿帮她做几年事，要我挣些钱再回家。

哈木胡堤种了很多的果树，有葡萄，苹果，桃子等，现在正是收果实的季节，小芳没上班的时候就去连队摘啤酒花挣外快。小芳也像她妈妈一样勤劳，讲起话来像放连珠炮似的，自新说话也掷地有声，就文嫂还是那么温柔。

老文在库尔勒市修自家的房屋，文嫂说等那儿的屋修好后她老俩口就会搬过去住，他们大半辈子是住在农村，也想领略下城市风情。

文嫂还真勤快。家里除了种菜，还喂了很多只鸡，还养了两只羊，一条看家狗。他家住在北干渠南面，附近人家都相距很远，听不到其他人讲话。这儿真是神仙居。

文嫂告诉我农场的情况。江苏支边青年早已陆续返城了，其他能走的都走了，所以农场比起十一年前安静多了，掉一根针在地上大概都能听见吧。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北干渠边上走，都觉得怪吓人似的，太清静了。

在文嫂家休息了几天。她带我去了场部另一们老乡彭昌明家。我还是原来那种性格 ，来来往往不提任何礼品的，而文嫂给我带了两瓶酒去彭昌明家，说彭喝酒的。我们去后，老彭家人都在，吃过饭后，老彭的妻子留我住，我推了。从她那儿打听到李高山的家，说在学校住。过两天我又到了李高山的家里。65年我住北干渠时和他家作邻居，他的大儿子当时缺奶吃，我有了儿子后奶水多得要挤掉，就让他儿子吃我奶吃了几个月，他儿子到现在还念叨说小时候吃过我的奶水呢。

到李高山家时，他家小儿子和二女儿及老两口都在，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看他们家比以前富有了，房子都有几间，炕上堆满了收获，有瓜子、玉米、大米等。鸡圈里也有十几只鸡。李高山在学校教书，其妻没有上班搞劳动了。她的身体也是文革期间生活条件差了落下的病痛。他大儿子在监狱里工作，说刚好旅游结婚外出了。他媳妇也是我以前的另一个四川朋友的女儿，看来他们一家很和睦。他们要留我在此住几天，我说没带换洗的衣裤，她说没关系，我这儿有布，你自己裁剪了马上做就行了。我心里好感动。这儿的朋友如同亲人般待你。我答应住下了。刘高山的女儿也很亲热人，她作了拉面来招待我，吃完拉面又是西瓜，可惜我不是年轻时候的人，吃不了这么多了，有了他们的这份热情，我的这次来也不虚行。

第二天李高山的老婆带我到他亲家母那儿去。他亲家母也是我们以前的好朋友，男的叫王泽仕，女的叫曹中玉，四川人。王泽仕为人正直，干起活来挺卖力，66年盲流到此再也没离开过。八十年代就当上连长了，现在仍是二连的连长。曹中玉在连队上班，他们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做了李高山的儿媳妇，小女儿待嫁中。

我与李高山的妻子到了王泽仕的家门外，正好王泽仕从屋里出来，院子里有狗叫，我们不敢贸然进去，王泽仕一眼见到了我，感到惊讶，赶忙将院内的狗牵到别处，让我们进屋。曹中玉也在家，连连说：“稀客，稀客，坐吗。”（四川话）。王泽仕进得屋来，去里面抱出一个十几斤重的大西瓜，切开让我们吃，这里曹中玉和我们说着话，王泽仕到院里抓鸡，我说坐一儿就走，曹中玉说：“来了吗，就要吃饭，晚上住这里，不要走了。”他们的热情太让我感动，我无话可说。吃饭就吃饭吧。王泽仕一下子抓了两只仔鸡杀了。他好麻利。我们三个女人在房里谈天，王泽仕一个人杀鸡做饭，很快就让我们吃饭了。吃过饭天就不早了，我说还是到李高山家去吧，反正你们两家是亲家，住哪里都一样。王泽仕夫妇也没有强留，我们就走了。

在李高山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小芳来接我了。李高山一家不想让我走，我想还有好多户人家要走动，还是走吧，以后有时间再来。李高山看实在留不住我，只好作罢。在回三连的路上遇到了总校校长王中玉，他是河南人，说话很好听，见到我就说：“你们搞得好，88年说来的却又不来了，害得我将一切工作都安排好了，你的工作安排在学校，划好了地基准备给你们修房子，结果一望不来，二望还是没音讯，分来的老师我们都拒收了，结果你们也不来了……”我无话以对，只说：“这不怪我，怪我老公，是他不想来的。”说完我赶快逃了。

又是一天的上午，许先浩听别人说我来农场了，知道我住在三连老文家，他骑了自行车来接我去他家。我们十一年未见了，他还是老样子，我总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没有老，可能也是因为这里无污染的原故吧。

到了许先浩家。他们家也和其他人家同样有院子。进得院门才到其客厅，睡房在另一边，厨房设在客厅对面，中间隔着庭院，许先浩让我坐一会，他去场部缝纫组叫他爱人辛惠兰，顺便买些菜回来。大约过了半小时，辛惠兰满面春风地回到了家。我们彼此都很随便，久别重逢的心情都激情万分。老许到厨房做饭去了，他最能干，做的菜很好吃的。在十年动乱时期，老许也差点挨整，刚开始时他也是我家的常客。我的老三在广州一军大上学期间，放暑假后和她学友两人去哈木胡堤玩过，那时也是许先浩接到家吃饭，临走老许还给了一百元钱给我的老三，这是八九年的事。

我还到了另外几个朋友家，其中有位是陕西人，男的是程会计，女的叫杨冬梅，原先我们曾在牧业连，彼此关系也不错。我在他们家也睡了一晚上，招待也很热情，只见到了他们的小女儿新华，还在学校上高中呢，两个儿子都在乌鲁木齐工作。他家条件也算蛮好的。

最令人失望的是老焦家。六十年代农场的副场长，我第一次到农场时就是住他们家的，东北人，在运动中整得厉害，在所有的朋友中只有我们一家人与他家来往，其他人都避而不见。可是自从老焦平反后就与我们感情上疏远了。但我这个人老记别人的长处，既然打老远的来了，就去他家看看吧。那天还是自新带我去的，我找不着他们家。老焦没见着，只见到了他妻子，我到他家也和到其他朋友家一样也带了点小礼物送他，他妻子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给我倒了杯茶后话也没讲几句，她说还要去上班，我也就知趣地出来了。后来一个人从场部走到三连老文家的。心想，就老焦家这么冷酷，我内心还是很受刺激的。到了老文家告诉了他们，当时自新气得不行，他说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去他们家。我说，也好，这世间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不怪。

这次的新疆行，还有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到牧业连看看，因为那个令我讨厌的余立民一家仍住牧业连，还听说他当了连长。不过，他极是那么讨人大，那些少数民族恨他恨得要打他，还要赶他走呢。他们那种人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受人喜欢，他也就死皮赖脸地赖在牧业连了。

我还有好多人没见到，如果每家都走到，那会要几个月，眼看来了二十多天了，我得回家了。九月份的气候在新疆已经很凉了，我跟文嫂讲明要动身走的日子，她极力挽留我，我说不能留下，在家时不觉得，一旦离家一段日子还是很想家的。

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处得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哭声，以为是自己在做梦，翻身动了动，不是啊，是文嫂在哭。我连忙从床上坐起喊文嫂，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你要走，我捨不得啊，你留下来不行吗。”呜呜 ，我不知怎么还笑开了，笑文嫂像个孩子似的，用这种方法来留人，我百般劝慰，跟她讲明情况，她才不哭了，起来为我准备路上的吃食。这时天已大亮，我也全无睡意。

文嫂从柜子里搜出一捆毛线，一段面料要给我，我不想要，她又从几处地方拿出120元钱要给我作路费，钱我收下了，因为老二已从山东汇来100元钱，也是给我作路费用的，但走之前没有收到。文嫂连甘草、瓜子都装在包里了，我只好提着与小芳一起去库尔勒。临走是自新送我们到场部上了去和静的汽车，再从和静县上火车到库尔勒。

到库尔勒老文新修的房子的地方又住了三天。他们这个新家离火车站只有一公里路远，交通方便。他们修房子的地方有五亩地面，靠公路边上，来往车辆不计其数，灰尘也很大，我觉得这地方没有农场好安家。这里只能做店铺，住家太差劲了。他们已修好十多间平房了，还要修木工房，修一个搞修理汽车的厂房。工程还大着呢。老文说要我别走了，留下来做生意，他将修好的房屋给我一间做铺面，要我挣几个钱了再回家。我想自己一个人是干不了什么的，如果老公能与我同心就好办事了，独木不成林哪！

九0年九月二十五那天我从库尔勒乘火车走了，那天是老文送的我。火车开动了，他还站在那里久久未离去。直到看不见。

回家的路程显得很近，只几天就到了长沙。动身那天我就给家里发了电报，意思是想老公在一个地方接我。可是令人失望。当我提着五十多斤的包走到家门口时，以为他不在家，敲开门看，他正在屋里洗衣服呢。我委屈地埋怨自己为什么就老想着要回这个家，他一点也不念叨我，就我自己太没出息了，硬要回来受他的冷遇。后来他连连解释说什么不知道我有这么快就到了的话，我是半点也听不进去，只想自己太多情了。

不愉快归不愉快，饭要吃，觉要睡。我将包里的东西清理出来，带来好多的杏干，老三和老四最喜欢吃了，还有葡萄干、天山香菌、沙枣、瓜子等。我将这些从新疆带回来的东西一小份一小份地包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朋友们我都送了，加起来有十几户人家都尝到了我带回的东西。家人说我这个人太好客，每次出去总想着给别人带点什么，可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但又有什么办法了，这就是我的性格。我总想着别人对我有过的好处，就是自己的老公我也同样如此对待。否则，老早就与他分道扬镳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儿子的结婚日。本来我就不太同意的这桩婚事，原因有几个，一是条件太不成熟，同在一个厂里工作，谈爱不到一年就要结婚，二是我们家还未摆脱困境，拿不出聘礼。我不同意也改不了儿子的所爱，无奈之下随他去吧。找人借了几百元才凑齐一仟元钱送过去。好在亲家母老两口也还通情达理，知道我的困境，说我们拿的是个大红包。

刚了结儿子的婚事，一年后又是老二要结婚了，我也认为太草率。她相中的对方，是个体型过于肥胖的鲁人，我不知道有大学本科水平的女儿为什么会看上这样的人，真不理解，并且他还只是个大专生。我对北方男人有看法，他们当地的风俗有点重男轻女，大男子主义特别强，扫帚倒了都不去扶的，也就是说北方男人不做家务事的，女人里里外外都要做。我认为女儿要吃苦了。

九二年老二生孩子的那月，我带着小女儿去了她那里。到的第二天，她生下了一个儿子。我们在那儿侍候了老二一个月，然后回来了。

回到家后几个月，我家从一楼搬到了四楼。这下就好了，我住在四楼如同上了天堂，从此我再也不会受别的干扰了，我家顶上再没有人了。这四十八套间只有四层楼房，别人说爬楼难，可中我愿意爬楼，等我到了爬不动楼时人也就要见阎王了。

我住在最上层，处处都会注意，不会让人嫌。我晒衣服如果是滴水的会放在凉台内让水滴干了再往外晒，要不就早早地晒出去，别人也好防备。我们也从不往楼下乱丢东西或吐口水，室内物都是轻拿轻放，不会惊吓到楼下层的住户。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住在楼上以后我的身体也渐渐养得好了些，人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性格 又恢复到少女时期的快乐、开朗、大方了。

九四年我那近九十岁的公公去世了。虽然我们还欠有公家的债，而养老送终是每个人应有的德性，我们又向单位上了两千元钱送到乡下老兄手里，办的丧事很热闹，总共花的钱是由妹妹和我们两家出的，收进来的人情由老兄收下。我们用去的钱也不到三千元。这也算了了一件大事。

老三六年的医学学习生涯终于结束了，她分到了我们省的军医院妇产科工作，我们处是松了口大气，但还有老四在读中师与电大，全都是自费读书，我们的心思全部放在了她身上。我希望女孩子多读些书，还要有自己的事业，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这样才不会让人轻视。

九六年老四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从事的是教育事业。她尝到了甜头，现在又在边工作边学习，读本科。这都是我们在帮助和支持她的结果。我以为财富就是知识，所以子女只要多学知识，我会尽力而为地支助他们。我的老大也正在读硕士生，今年即将结业。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平时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我喜欢串联老同学，还喜欢看书看报，看见我喜爱的或用得着的知识我就会抄摘下来或剪下来用一个大本子贴上，经常可翻出来看看。我的这种爱好儿时就有，只是中断了好些年，现在又可以继续了。有的时候还练字。看电视我也喜欢看知识性的，看电视连续剧也不会因而耽误我定时上床睡觉休息。有的时候还替人家织毛衣或做衣物等，反正一天的时间总会合理安排的，不会闲得无聊的。人老了不要增加子女负担，自我保健，学些养生之道也是有必要的，我还向别人传授养身保健知识呢。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才有意思，不要去虚度了，太可惜，得了病又可悲可叹。人死是必然的，不可怕，只要留些好映像于人才是宝贵的。

儿女们在不同的地区生活和工作，我和老伴也去女儿处住些日子，他们都没有和公婆住在一起，我们去住也比较随便。所以这样一来，儿媳发话了，说别人家父母重男轻女，而我们却重女轻男。我以为不是如此，但细细想来，我个人多少有那么丁点儿喜欢到女孩那里去住，有的时候本不想去，但出于她的需要或希望我才去的，实际上我与老伴呆在家中最自在。老都老了，我和老公虽然没有共同喜好，但相处近四十年了，彼此习性都比较清楚，吃住行都还过得去，一般无大碍了。老公比年轻时体贴和关心人了，我也心满意足了。

上海行。

我的大女儿在上海读完了四年的大学本科，我想让她留在上海工作。上海不仅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也是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人们听说谁在上海读大学或在上海工作，都会报以惊羡的眼观。可是我的大女儿她不愿留在上海工作。她只说上海人极排外。当时我似信非信。

两千年我的大女儿从北方的一个城市来到了上海，并且在大上海聘上了工作。她的思想观念全然不是大学毕业时的那种了，她说上海找工作比较容易，当然只要你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只要你为他所用得着，根本无须像其他省份那样走黑道，花大把钞票。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85年送女儿来读大学。那个时候对上海的映像很模糊。从电影看到过的南京路我亲临了，也就那么一条不怎么长的街。上海城区都在大搞建设，不是很繁华。

去年我第二次来上海，女儿的工作单位在徐汇区的永嘉中，而租的房子却在长桥街道的园南新村，三十几平米的屋，每月租金550元钱，外加水电加煤汽费又是好几百元，这样子一月到头，女儿的工资所剩无几了。她带着一个十岁的儿子，儿子上小学也在女儿工作的附近学校，娘母子往返车费每月将近两百元，很辛苦。

我第二次到上海看到的景象远比85年的强多了。尤其是外滩和南京路的变化最为大，南京路上还修了步行街，路也比前宽了，游玩的人也多的是。但人们似乎被这干净的环境所感染，我几乎没有看见有人抽烟和吐痰，也没有乱丢纸屑的。让人叹为观止。

还看到外滩对面浦东陆家嘴的明珠塔和金贸大厦88层的高楼，在外滩游玩的中外游客数不胜数。我也在此照相留影了。

城隍庙、豫园里面古香古色，琳琅满目的各种饰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珠宝玉器应有尽有，昂贵的和廉价的任你选购。只要你来到了这里，保准你会买上一样或多样物件作为留念的。

我对这里的气候也比较习惯，几乎是阴晴天多，下雨极少。有一次下大雨，雨水满过了女儿的房间，由于是晚上人正处在熟睡中，雨水满进屋里，女儿全然不知。后来水太大了就渗到楼下一层了，可下面楼层的男女跑上来凶狠恶气地吵，女儿也不示弱。她说上海人怎么这副德性。

今年我第三次来到上海，我想在上海买点好料子的布做衣服。到上海没几天我就到龙川路的一家布店看布，正在看时，布店的女营业员前来向我兜售一块小格子的布料，她说要50元一米，当即就买下了。还另外看了一段布料，她也说是50元一米，我也给了。就在他们布店制作了，加工费要38元两条裤子。后来我又别的丫子看到了这种布，让我大为吃惊，同样的布料，别店要便宜十几元，我大叹上当了。女儿说有的上海人很奸诈的（注：这个女儿，我，不喜欢地域观念，上海人如何如何应该不是我说的话）。以后我再也不到那个布店去看布了。其实它就在我们住的园南新村的后面那条街上。

昨天下午五点左右，家里水管子突然漏水了，女儿又没回来，急的我老俩口不知如何是好，到园南新村物业管理处找他们来修，他们说不归他们管，我们是园南一村，归长桥物业管理处管的，结果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打电话到长桥的物业管理处。

63233718——税务员监督电话。

（全文结束，推测写于2002年，上海）